既平之后，即当“收兵入营，王朝天子而还。如王不至，而遣将讨平，其将亦收兵入营；将带数人入朝天子，在京不过五日而还。其功赏续后颁降”。这是明太祖的精心设计，既防亲王，又防奸恶；既防亲王本人，又防亲王所遣之将。顾虑不可谓不周密，但他没有想到，这些规定只能防君子不能防小人；而君子不必防，小人又非一纸宪法所能防。道衍这种倒黑为白的做法，为后世的野心家开了一个恶例，罪不可恕。

这一通书奏抵达京城，满朝震动，建文帝召集御前会议，商议声讨。齐泰提出主张：“明其为贼，敌乃可克！”这是针对燕王假借“靖难”的名义，以堂堂之阵，正正之旗，昭告天下，号召仁人义士共起勤王。想法是不错，无奈没有足智多谋的大将堪以当此戡乱的重任。

那时开国的宿将多已凋零，剩下的只有一个长兴侯耿炳文，年已六十五岁，拜命为大将军，率诸将渡江，分道北进迎敌。出师以前，建文帝告诫将士：“毋使朕有杀叔父名。”这句话说坏了——建文帝不明大义，当此时也，只有忠臣与叛逆之分，纵有不忍之心，只可存之于心，相机办理；公然作此表示，正好为燕王所利用，在以后每当燕师危急时，燕王便站出来成了个“挡箭牌”，建文帝太失策了。

耿炳文出师一个月，战于滹沱河北，大败。建文帝决定易将，这时愚而好自用的黄子澄保荐李景隆堪当重任。建文帝听了他的话，赐斧钺，专征伐，领兵五十万，去代替耿炳文。

李景隆的父亲叫李文忠，是明太祖的外甥，与燕王为姑表兄弟，李景隆算起来与建文帝同辈份，此人根本是个纨袴子弟，所以燕王听说他挂帅，且将兵五十万之众，大喜过望，对他的部下说：“此人膏粱孺子，谋寡而骄，色厉而馁。从前汉高祖自称只能将兵十万，他如何将得了五十万兵。看着，他一定会自己坑害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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