盐铁和漕运，一直是大唐经济的血液和命脉，二缺一不可，安史之乱后，朝庭实行了“军国大计，仰于江淮”的财政方针，也正是这个缘故，大唐的经济重心也渐渐向东南转移，但东南盐、米粮等租庸财物，主要靠水运调京都等地及供军队之需，针对战乱造成汴河水系湮废河道浅梗，船樯阻溢，斗钱运斗米的困难，在庆治之初的几年，花大力气疏通漕运，由官府雇河师水手，督运盐米之物，也正是由于漕运的顺畅，使得政治稳定、百姓思安，大唐的经济得以逐渐恢复。

但自从崔家生分裂后，大唐的漕运就仿佛做了噩梦，汴淮军阀屡屡截断漕运、洗劫漕船，使朝廷财政收入陷入举步维艰的境地，仅欠宣仁六年的百官俸料就高达五十五万贯之多，到了三月，左藏存钱已不足二十万贯，财政危机已成了威胁朝廷生存的头等大事。

四月一日的朝会上，决定紧急从江陵调一百万盐税入京。

唐朝的漕运路线起点实际是余杭县，但由于盐铁监位于广陵，所以从江淮各地汇来的钱粮也是先在广陵集中，再从广陵统一装船北运，沿漕渠入淮，再从淮河入汴水最后在河阴进入黄河，沿黄河走天宝渠运抵长安，威胁便主要出现在淮河至陈留一段上，这里先后经过崔庆功和原来李怀先的地盘。只不过崔先李后，不等李怀先动手。崔庆功便已先入口中。

一百万贯地盐税，重达六百万斤，须以数千艘漕船才能装载，四月十三日，江淮转运使王亚侯征集了近五千艘漕船，满载百万贯钱和五十万石粮食，从江都分三批依次出，在两千临淮团练兵的护卫下，浩浩荡荡向北驶去，一时风声鹤唳。沿途有心纷纷闻风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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