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三十一岁到三十五岁四年间，也就是1966到1970年前后四年间，我把它归纳为“星沉”时期。在这段日子里，《文星》杂志、文星书店相继沉下去了，我自己——这颗拟人化的文星——也沉下去了。不过，到了1970年，“星沉”的情况更恶化了，那就是我开始被国民党当局软禁时期，前后长达十四个月之久，直到我被捕为止。

局面所以恶化到这一地步，基因除了我过去有多彩多姿的反当局“黑底”外，与彭明敏的关系，构成了黑上加黑，以致沉上加沉，最后终于沉到牢里去了。

彭明敏在台大早我十年，我在台大法学院的时候，他没教过我，但是教过我的许多老同学。我的《传统下的独白》出版后，送了一册给他，他回信给我，说：“我一向爱读您的文章，且对您的许多见解，都很同感，希望将来有机会认识您。”这封信写后二十七天，1963年12月10日，他透过郭鑫生相约，在台北致美楼请我吃饭，那是我们第一次正式见面。此人博学有礼、叔度汪汪，给我极深刻的印象。从此与他在师友之间，见乎交情。那时我正主持《文星》，在吃饭前十天，我在《文星》发表了他的大作——《泛非思想的感情因素》，在“编辑室报告”中，特别点出“读了这篇文章，使我们可从这段思潮的激荡中，得到触类旁通的领悟”。在这微妙领悟后十个月，“彭案”发生了，十三个月后，他历劫归来，门前冷落、特务环伺，备感人情冷暖，亲友都不敢同他往还，他的朋友只剩下“极少数极少数例外”，我是例外之一，并且不愧是例外中的例外。因为我也备受迫害。与他处境堪似，于是相儒以沫，日久更见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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