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山师师部大楼事件后，在北京的中央文革小组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没做任何表态，就像此事没有发生过一样，使人感到难以琢磨。马天生每次见了李云龙也若无其事地寒喧几句，似乎他和李云龙之间从来没发生过什么不愉快。而李云龙可不这么乐观，他虽然对政治不大感兴趣，但从1927年参加革命以来，党内政治斗争他见得多了，对这种政治斗争的残酷性他有着清醒的认识。他心里明白，那个屁大点的事都要插手表态的中央文革小组此时的沉默，这本身就是一件不正常的事。

平时，李云龙这里要有个风吹草动的，他在全国各地的老战友、老部下都会打来电话，或安慰，或打气，或问候。可这次李云龙的大名在全国亮相后，他的电话机却异常沉寂，没有任何人来电话，连田雨都感到奇怪，这么多从战火中冲杀过来的生死与共的老战友，哪个不是胆大包天敢揪阎王爷鼻子的人？难道就因为中央文革小组还没表态就吓得连电话也不敢打了？大概，这就叫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吧。

几个月后，北京方面终于有了些动静，中央文革小组的刊物《简报》上刊登了来自本市造反派的控诉。来信控诉了本市造反派被大军阀、带枪的刘邓路线代理人李云龙残酷镇压的经过，强烈要求中央文革小组为受害者做主。

其中有几封来信是用真正的鲜血写成的，信写得很长，除了叙述流血事件的经过外，通篇都是那个时代特有的修辞手法和政治抒情诗一样的语言。据说，中央文革小组信访办公室的一位工作人员阅后私下对一个朋友发出感慨，这封血书的用血量肯定已超过200CC，比一次义务献血的量还要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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