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在国民党二全大会上，出了锋头，权力大增，但他并不踌躇满志，因为他是不做第二人想的。由于不做第二人想，一时的成功，更激发他更上层楼的野心与雄心。环顾当时的权力结构，国民党的右派，包括西山会议派在内，正处劣势，而其中人物颇与蒋有私谊，不会对他构成任何威胁。而国民党的左派，特别是汪精卫，正红得发紫，既有外援又有非蒋可及的党政资历，若要更上层楼，非向汪夺权不可。至于中共，既有组织与人才，又有俄共撑腰，断非蒋能控制。即使在军事上，他只是国民革命军的总监，上面还有军事部长谭延闿以及控制俄援物资的季山嘉，绝无法独断独行。他不满这种“现状”的心态早已显露，俄国人事后回忆，对蒋介石当时“追求独裁，反复无常，十分多疑”印象特别深刻。(参阅切列潘诺夫《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页三六六至三六七)是以为了突破“受制于人的现状”，蒋虽表面上与汪打得火热，亲爱无比，在言论上十分“左”倾，事实上早已把汪精卫、季山嘉以及共产党作为假想敌，形成被迫害的幻想而伺机发动。令人惊奇的仅是，发动得那么快。一九二六年的三月二十日就发生了震动一时的“中山舰事变”，或称“广州事变”。事变的结果是汪精卫黯然离国，共产党的权力大大地被削弱!

此一简单的夺权事件，竟变成错综复杂的历史之谜，除了蒋介石本人故布疑阵外，斯大林的一厢情愿，以及汪精卫的有苦难言，导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害得历史学者们拼命猜谜。其实，就已出之史料，以公心分析，已足以解此案之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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