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祖立禁榷法，岁收净利凡三百二十余万贯，那时诸州商税约为七十五万贯，而茶利在最多的时候达到了五百余万缗。庆历之后，法制渐渐败乱，私贩公行，所以朝廷便逐渐罢了禁榷，行通商之法。之后商人可与茶户私相贩售，乃至地方截留茶利，这四十多年来，朝廷的茶利一年不如一年，大有悖于朝廷取利之道。”

福宁殿上，蔡京胸有成竹地侃侃而谈。之前他立足未稳，兼且尚未计议成熟，所以改革茶法的建议一直未曾被采纳。如今他既然已经成为当朝首相，底气便足得多，再加上事关赵佶最重视的财政，他有十成的把握能够得到支持。

“嘉佑通商法之所以在屡屡被人抨击的同时还能在东南一带通行，只不过是因为当年用兵西北，以茶折中而使得茶利大减，朝廷在万般无奈下方才废了禁榷，以通商取而代之。那时我朝在西北用兵，为了尽快调拨军粮而囤积了大批茶叶待售，由于数量众多，茶叶一旦无法按时售完，则必将变质，所以其价便被大大低估了。商人只须往秦陕输送少量粮食便能得到大批茶叶，于是茶利大减乃至于亏损，这才不得不用通商法。但是，仅仅是茶利这一条，便使得岁收少了数百万贯，所以不可不改！”

一番话说得赵佶悚然动容，就连其他在场诸人也觉得心中一跳。从赵佶登基以来的诸多措施来看，这位皇帝对于财政看得极重，每年平白无故少掉了数百万贯的收入，这无论如何都是难以忍受的。不同于其他人的沉默，张商英却忍不住了。

“早在熙宁四年，神宗皇帝便曾经召集王荆公等人商议茶法，最终也确实认为之前的茶法是因为西北用兵而坏。而以王荆公的远见卓识，尚且在其《茶商十二说》中力陈茶叶延边入中之害，以为通商法不可轻改。如今也是一样，国用虽然不足，却不可贪一时之利而改已行多年之法。蔡相，民生民计才是最应该考虑的。”他素来坚定不移地推行新政，对那些打着新政的幌子排除异己的人颇有微词，此时不免将真话倒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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