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已经任命章惇为山陵使，将其调开了汴京，因此赵佶在处理一应政务时便渐渐少了掣肘。召见了韩忠彦之后，为了如高俅所愿召回元祐老臣，赵佶采纳了除戒用兵在外的所有建议。果然，韩忠彦稍后便上了将范纯仁等人复宫观以及将苏轼等老臣内徙的折子。尽管这一道折子让众多新党官员惶惶不安，但是，眼看曾布在相位上安之若素，他们也渐渐消了疑虑。

元符三年三月，赵佶下诏召苏轼回京，并复范纯仁等人宫观，一时间激起轩然大波。御史台几个不知好歹的言官立刻上奏，甚至重提乌台诗案。这一愚蠢举动立刻引起了赵佶的怒火，在一连黜落了三个御史之后，朝中大臣终于看出，风向似乎要变了。

和诏书一同南下的还有高俅精心挑选的几个大夫，他依稀记得史书记载，苏轼在奉旨回汴京的路上便撒手西归。联想到岭南之地的潮湿气候，虽然他这些年时时派人暗中照拂，也知道苏轼的身体勉强还好，但还是不敢轻易怠慢，甚至为此求了一道让苏轼慢行的旨意。

在这些大事的遮掩下，赵佶给韩肖胄的一道任命便显得微不足道了，元符三年三月初三，才到汴京一个多月的韩肖胄被授予郑州签判，匆匆离京赴任。

由于梁从政在立嗣一事上多有阻挠，因此赵佶自然而然便厌憎了这个在宫中执事多年的内侍都知，一道旨意将他任命为山陵修奉钤辖，远远打发出了京城。高俅本就不认为这种鼠目寸光的阉宦能成就什么大事，压根没有进言阻拦。谁知诏命只不过下了两天，韩忠彦便和曾布联袂进宫晋见。

其时曾布的官职高过韩忠彦一头，又是拥立有功的臣子，再加上章惇已经因为立新君一事见罪，因此人人皆以为他会占据首相的位置。只有曾布自己知道，韩忠彦此番回京乃是出自向太后的建议，他尽管有功在先，但却比不上太后的情面，因此在赵佶屡番暗示下，他也只得默认了此事，但凡朝堂奏对并不以首相自居，这种态度让赵佶大为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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