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老博士所称“官僚主义”，非仅官僚作风。既称主义则必有思想上及信仰上的凭借。笔者根据李老著作及谈吐，综录这些思想上的因素，约有下列数端：(1)官僚主义自视自然法规，业已被其网罗无余。如以“褒贬”写历史，作为千古定论，墨守“原始的假说”，即出于这种自满的成分。和古希腊思想家认为自然法规，须不断地研究，不断地发现，才能不断地展开，迥然不同。(2)与中国君主制度不能分离。中国君主制度带有宗教色彩，和欧美的“政教分离”的宗旨不同。如群臣称皇帝的文书为“圣旨”，皇帝的面目为“天颜”，发言则为“玉音”。也就是假借自然法规的至美至善，做人间组织的主宰。因之君臣务必合作，融和为一体。强有力的君主，以官僚为其工具；柔弱的君主，则成为群臣的工具而不能自拔。因其如此，文官组织的权威，才有道德的陪衬，官僚的措施，也不容辩驳，相当于自然法规。(以上万历与群臣不协，才成为朝代的危机，以致两败俱伤。)(3)此种制度施行时，必借力于思想上假设的成分。例如十岁儿童的皇帝，被耆老重臣称为“君父”，在明朝亦不设摄政。皇帝为愚顽，群臣仍称之为睿智，皇帝为暴虐，群臣仍称之为慈爱。这也就是说：理想的至美至善，尽力使之可能，如真不可能时，则假设其为可能。有时宁可在实质上打折扣，而不放弃其形式。甚至以仪礼代替行政，以表面文章代替实质。(4)这制度总以上级的理想为准则，不以下级实际情形为准则。如实施困难，则由上级向下级施加压力。因之其整个制度上不尽不实之处，通常经年累月，积滞于下端。其最需要发生作用的地方，反成为顶不实际的地方。有时整个制度因之崩坏。传统历史家，惯称这局势为“腐化”。其实所列举证据，多无关大局。有时所列者实为结果，而非原因。其主因则系本身机构设计欠周全，环境变化，上层无法继续以压力强迫其下级，掩饰其组织上不合理之处。(5)基于以上条件，中国官僚主义有其独占性。因在思想上这种制度声称“天无二日”，亦即是自然法规的至美至善，不容第二者为表率。而其行政效率，也无力与较为合理的机构竞争。因其要保持其“非竞争性”(non-competitive)的立场，总是希望能闭关自守，如禁止人民出国，对外接触则以外夷进贡的方式管制都是见费正清John KFairbank，Trade and Diplomacy on the China Coast(Cambridge，Massachusetts,1953)。。甚至永乐帝朱棣，以遣派郑和下西洋闻名，早在1404年已经通令民间之海船，全部改造为平头船，以防止其泛海《太宗实录》（台北，1963影印本)，页0498，参见《太宗实录》，页0149。，都不出这种闭关自守的姿态。也即是其心理上为内向(introve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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