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变带来的忧惧不安，因为慈禧太后的“报大安”而消失了一大半，在她自己，所记得的只是“女主出政令”这句话。这一年多以来，为了中俄交涉，她抑郁在心，积之已久，第一恨自己力不从心，其次，有孝贞慈安太后在，凡事毕竟不能独断独行。如今情形完全不同了，心情畅快，意气发舒，觉得时局虽然艰难，其实大有可为，一切只在自己的手腕。

就在这时候，接到一个密折，是奉旨巡阅长江水师的彭玉麟，参劾两江总督刘坤一，说他“嗜好素深，又耽逸乐，年来精神疲弱，于公事不能整顿，沿江炮台，多不可用，每一发炮，烟气眯目，甚或坍毁。”又说他“广蓄姬妾，稀见宾客，且纵容家丁，收受门包，在两广总督任内，所筑炮台，一经霪雨，尽皆坍毁。”措词异常率直。

慈禧太后是知道彭玉麟的，赋性刚介耿直，知人论世，难免偏激，因此，她对这个奏折上的话，不甚深信。但遇到这样的案子，必得派大员查办，因而发交军机议奏。

军机却深感为难，仍旧只能请旨。因为查办两江总督，至少得派个大学士，大学士出京查案，风声太大会影响政局的安定。而且要查的是江防，亦非深谙兵事的，不能胜任。

“最为难的是，刘坤一、彭玉麟都是朝廷倚重的大臣，人才难得，总宜保全。如果查有实据，也还罢了，倘或其中不尽不实，刘坤一必又奏劾彭玉麟，闹成两败俱伤，似非保全之道。”恭王又说，“此事关系甚大，臣等不敢擅专，总得先请皇太后定下宗旨，臣等方好遵循。”

慈禧太后见恭王如此怕事，自然不满，但细想一想，他的话亦不是全无道理，因而问道：“如果派人查办，你们看是谁去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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