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往常一样，我们的日常任务——尤其是晚上——依然是站岗、巡逻和挖掘战壕。到处都是泥泞、雨水、呼啸的寒风，还有间或飘落的雪花。直到进入四月，晚间才渐渐地显得稍微暖和一些。在比这里海拔更高一些的地方，三月里的天气有点类似于英国，清澈无云的蓝天和令人心烦的料峭寒风。越冬大麦长出了一英尺高，樱桃树上萌出了深红色的芽（这里是因战争而废弃的果园和菜园），如果留意一下沟渠的话，你会发现紫罗兰和野风信子，它们干瘪得有如可怜的圆叶风铃草的标本。在我们阵地的后面，有一条水流清澈碧绿、泛着串串小水泡的可爱小溪，我自来到前线后首次见到如此明亮洁净的水。有一天，我咬紧牙关，慢慢地迈入溪中洗了个澡，这是我六个星期以来第一次洗澡。这也许不能叫做洗澡，实际上只是用溪水稍稍擦了一下身体，因为这溪水是山上刚刚融化了的雪水，仅比冰点略高一些而已。

与此同时，整个战线平静无事，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这里的英国人已经习惯于说，这不是一场真正的战争，只是一场血腥的哑剧。我们几乎从未受到法西斯分子炮火的直接威胁。唯一的危险来自流弹，因为双方的前线阵地相互交错，流弹可能来自各个不同方向。我们阵地上的所有伤亡都是流弹造成的。亚瑟?克林顿被一颗来路不明的流弹击碎了左肩，胳膊无法活动，也许将终身残废。这里也时常听到炮声，但这显得更无意义。法西斯分子把发射炮弹的轰鸣声和爆炸声，作为一种轻松的娱乐活动。法西斯分子从未将炮弹打到我们战壕前的胸墙上。在我们阵地后数百码的地方有一个农庄，名叫拉格拉尼亚（LaGranja）。农庄上有不少大型建筑，被我们这一前线战区征用为军需仓库、指挥部和野战厨房。这里才是法西斯炮手真正想要打击的地方。然而，他们距离这里尚有五六英里之遥，瞄得根本不准，打过来的炮弹最多只能震坏几块窗玻璃或部分墙壁。只有在开火时恰巧接近公路、而且炮弹落在身边时，才会遭遇真正的危险。谁都能够很快学会这种看似神秘的艺术：只要听到炮弹飞行的声音，就能判断出炮弹将会落在离自己多远的地方爆炸。在整个这段时间里，法西斯分子开的炮真是差劲得可怜。尽管他们的大炮口径达150毫米，但炸出来的弹坑却只有六英尺宽四英尺深，而且每四发炮弹中至少有一发是不会爆炸的哑弹。人们经常能够听到关于有人在法西斯分子兵工厂进行破坏的传奇故事，据说在那些哑弹中，填装的不是炸药，而是碎纸片，纸上写着“红色阵线”。可我一次也没有见到过。实际上，这些炮弹已经陈旧得无话可说了。有人曾经捡到一只铜质炮弹引信，那上面标刻的竟是“1917”字样。法西斯分子装备的火炮在质量和口径上与我们的完全相同。那些没有爆炸的炮弹，双方都会稍加修理然后再发射回去。据说，有一发炮弹还得了个“旅行家”的绰号，它每天都在双方阵地上空来回旅行，而且从不爆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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