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有个母亲每星期坐一次火车进城。有个孩子每年可以跟着母亲去两次。初夏一次，初冬一次。孩子在城里自惭形秽，因为身上裹着一件又一件宽大而臃肿的衣服。凌晨四点，母亲领着孩子上火车站。天很冷，即使初夏，早上四点也还是冷飕飕的。母亲想在早上八点赶到城里，因为商店这个时候开门。

从一家店走到另一家，孩子连脱了几件衣服拿在手上。因此有几件衣服丢在城里了。这也是母亲不愿带孩子进城的一个原因。不过还有一个更叫人生气的原因：孩子看见了马在柏油路上跑。孩子停下脚步，也想让母亲停下来等着看下面的马跑过来。母亲没工夫等，又不能一个人走掉。她不想让孩子在城里走失了。她只好拉着孩子。孩子赖着不肯走，说：你听见没有，这里的马蹄声滴嘟滴嘟，跟我们那边的不一样。

从一家店到另一家店，坐火车回家的时候，甚至过了好几天，孩子一直都在问：为什么城里的马穿高跟鞋呢。

我认识图拉真广场上的那个小矮人。她头发少头皮多，又聋又哑，拖着一条草辫子，就像老人们的桑树下被淘汰的椅子。她吃蔬菜店扔掉的垃圾。每年都让萝拉的男人搞大肚子，就是那些午夜下班回来的男人。那地方黑糊糊的。小矮人来不及逃跑，因为有人走近时她听不见。况且她也喊不出声来。

在火车站一带游来荡去的是那个哲学家。他把电话线杆和树干误当做人。他冲着铁家伙和木头宣讲关于康德和大嚼之羊的宇宙。酒馆里，他从一张桌子走到另一张，喝杯中的残酒，用长长的白胡子拂干酒杯。

集市广场前坐着那个老妇，头上戴着顶报纸和大头针做成的帽子。多年来，每逢冬夏两季，她沿着街拉雪橇，雪橇上放着袋子。一个袋子里是叠起来的报纸。老妇每天给自己做一顶新帽子。另一个袋子里是戴过的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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