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怪人的问题在于，只要你表现得稍显正常，大家便都注意到了。

因此两周后，当我5点30分离开实验室，说要到第二天才回去时，人们就开始嚼舌头了。

实际上，那天早上我头发理得比较像样地走进实验室时就已经埋下了祸根。既不开医学会，又没有从华盛顿来的客人，老板干吗要在看来无缘无故的情况下收拾得整齐像样？

具体情况我甚至连秘书宝拉都没有告诉，仅仅让她记下那晚“晚餐，7点半”，然后要她自己记住提醒我“带上玩偶”。

我在非洲最后的日子里曾在附近的村子里到处转悠，寻找手工艺人（我现在才知道他们是最棒的）购买——有时定做——当地各式各样人物的小人像，好在回国后怀念他们时拿出来看看，回忆他们是什么人，和我的关系等。

我看着我厄立特里亚的微型居民，想从中为埃维的女儿们挑选礼物。

一开始我想给她们带去和她们同龄的女孩子的小模型，但最后我挑了我最珍爱的两个：两个老音乐家演奏当地的乐器，一个是一种鼓，另一个是一把长脖子提琴。（这两个音乐家和艾达圣诞节聚会上的音乐家一模一样。）

我决定不给埃维小人像，一开始我并不明白其中的原因。我猜是因为我不愿意她成为我已经留在了身后的生活的一部分。因此，我只是给她带了花去。我记得她喜欢水仙花。

“东卡内基厅”真是名不虚传。进门时我认出了一个著名的钢琴家和他的妻子，显然正要去一个音乐会（不是他演出，否则他会走得早得多）。开电梯的意大利人在把客人送到各自的目的地时不停嘴地大谈音乐，对我也是如此，他立刻就认为我是某种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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