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设一下这样的情况：一所著名的美国大学以理智的名义放弃了橄榄球，将空体育场改建成一家炸弹工厂。理智至此终结。有点基尔戈·特劳特式的离奇。

我讲的是我的母校芝加哥大学。远在我进校之前的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在斯塔格球场看台下面，科学家们完成了地球上首次铀裂变。他们的意图是证实核弹的可行性。当时我们正与德国和日本交战。

五十三年以后，即一九九五年八月六日，一批人聚集在我那所大学的附属教堂里，纪念第一颗原子弹在日本广岛市爆炸五十周年。我也在场。

发言的人中有一个是物理学家利奥·塞伦。他很久以前参加了在死气沉沉的体育设施下面进行的成功实验。请你注意：他对自己过去的行为表示道歉！

应该有谁告诉他，在这个星球上连最聪明的动物都如此憎恨活在世上，当物理学家就意味着永远不必说抱歉。

现在假设这样一种情况：某人为失去理智的苏联造出了氢弹，确保它威力无比。然后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这个值得基尔戈·特劳特写一篇故事的真实人物，就是已故的物理学家安德雷·萨哈罗夫②。

他因呼吁停止核武器试验于一九七五年获诺贝尔奖。

当然，他自己的核弹早已试验完毕。他的妻子是儿科医生！

哪种人既能改进氢弹，又能同儿童保健专家结婚？哪个医生能同神经错乱的配偶过日子？“今天单位里有什么趣事吗，心肝？”

“有。我的炸弹肯定性能极好。你那个得水痘的孩子最近怎么样？”

一九七五年，安德雷·萨哈罗夫被当做圣人，而现在冷战结束，已经没人再为他喝彩。他在苏联是个持不同政见者。他呼吁停止发展和试验核武器，也呼吁给人民更多的自由。他被踢出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科学院，从莫斯科流放到永久冻土上的一个铁路边的小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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