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疑，莫里哀笔下的堂璜是个风流公子。但他首先是个教养良好的人；在惹上寻花问柳这种不可抵拒的习性之前，他一心效仿某种理想的典范，使自己在一个风流俊雅的年轻君主宫中成为备受赞赏的人物。

莫扎特笔下的堂璜则更接近自然，没有那么重的法国味。他不那样考虑“别人怎么说”，先不说别的，他至少不像都比涅笔下的那个弗奈斯特男爵所说的，想到“自吹自擂”。关于意大利的堂璜，我们所有的就只是这么两个形象。大概在十六世纪文艺复兴初期，他所表现的，也就是如此。

在这两个形象中，有一个我是绝对不能介绍的，因为我们的世纪太“一本正经”了。我必须回忆我在拜伦勋爵那儿听过多次的名言：“这个虚伪的时代”。这种虚伪是那么可恶，它瞒不过任何人，但它却有一份极大的好处，就是给那些蠢东西提供说词，要是有人敢对某事发表看法，或者对某事表示嘲笑，他们就会忿忿不平。它的不利之处，是大大地缩小了历史领域。

若是读者有雅兴，允许我作一番介绍，那我就恭敬地说一说另一个堂璜的经历。这在１８３７年是可以做到的。这个堂璜名叫弗朗索瓦-桑西。

之所以出现堂璜这样的人，就是因为世上存在着虚伪。若是在古代，出现堂璜这种人是没有道理的。因为那个时候宗教就是快乐。它鼓励人们寻欢作乐，又怎么会惩处那些一心追求快乐的人呢？只有政府才实行戒律，对危害国家，当然也是危害所有人利益的事予以禁止。不过，对可能危害行动人自身利益的事，它并不禁止。

因此在古代的雅典，任何有钱好色的男人都算得上堂璜。谁也不会对此表示异议，谁也不会认为，这种生活是无边苦海，节制受苦才是功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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