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罗米尔把他的诗拿给玛曼看的那天，她徒劳地等待着丈夫归来。以后的日子他也没有回家。

玛曼接到盖世太保的官方通知，她的丈夫被捕了。战争快结束时，又来了一份官方通知，大意是她的丈夫已死在一个集中营。

她的婚姻也许是一个不幸，但她的孀居却庄重而崇高。她有一张丈夫的大照片，是他们定婚时候照的，她把它装上金框架，挂在墙上。

后来战争结束了，布拉格的市民兴高采烈，德国人撤离波希米亚，玛曼开始过着一种节衣缩食的生活，这种生活被简朴的美所照亮；从父亲那里继承的钱已经用光，她不得不解雇了女佣人。阿里克死后，她不愿再买一条狗，而且她必须找一个工作。

还发生了一些变化：她姐姐决定把市中心的住房让给刚结婚的儿子；同她丈夫和小儿子搬到父母别墅的底楼。外婆和孀居的玛曼则搬到二楼。

自从玛曼听到姐夫宣称福尔特尔是发明伏特的物理学家后她对他就只有轻视。姐夫一家总是吵吵嚷嚷，成天迷于粗俗的娱乐。底楼的欢快生活与二楼的忧郁王国真有天壤之别。

但是，玛曼走路的姿态比过去兴旺时期显得更加高傲了，仿佛她头上顶着（象巴尔干半岛的女人顶着葡萄篮）她丈夫无形的骨灰盒。

浴室架上放满了小香水瓶，油膏管和雪花膏，但玛曼几乎没有再用过它们。不过她还是常常停下来望着它们，叹一口气，这些东西使她想起死去的父亲，他的药店（现在这财产已落到可憎的姐夫手中），以及从前那快乐无忧的岁月。

她往日同父母和丈夫的生活好象笼罩在悲哀的半明之中，这种昏暗的感觉压抑着她。她意识到只有现在，当他们永远消失了，她才懂得了那些年头的美好，她责备自己对婚姻的不忠。毫无疑问，她丈夫一直在冒着生命危险，他的内心一定紧张不安，但为了保持她的安宁，他从来未向她吐露一句他的地下活动，她仍然不知道他为什么被捕，他属于哪一个抵抗组织，他的实际使命是什么。对这一切她一无所知，她把自己的无知看作是对她女性的狭隘心理，对她把丈夫的行为仅仅想象成冷酷的令人屈辱的惩罚，一想到她的不忠正是他最后危险的时期，她就对自己无比轻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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