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盖世里不单是在露姬的名字下面简单地画上一道杠。笔记本里每次提到那个“身着麂皮外套的棕发男子”时，也被他用蓝色铅笔画了两条杠杠。他的所作所为真的让保龄大惑不解，于是，他在接下来的日子经常去圣伯努瓦转悠，希望在拉马来娜或者蒙大拿撞见那名所谓的美术编辑，要他做出解释。但是，连他的影子都找不到。不久，他本人也不得不离开法国，并且把笔记本转给了我，好像他希望我把这件事继续追踪下去。但是，时至今日，一切都晚了。而我有的时候之所以对那一整段日子记忆犹新，恰恰是因为有一些问题我还没有找到答案。

白天从办公室回来之后的闲暇时刻，以及独享孤独的大多数星期天晚上，我都会想起一个细节来。我全神贯注，试着把其他细节都收集起来，把它们记在保龄的笔记本后面的空白页上。我也一样，开始寻找那些固定点。这也是一种消遣，就像其他人做填字游戏或者玩单人牌游戏一样。保龄记录的那些人名和地址帮了我很大的忙，它们使我时不时地想起一件确切的事情，一个淫雨霏霏的午后或者阳光灿烂的日子。我对季节一直非常敏感。一天晚上，露姬走进孔岱，头发被一场突如其来的倾盆大雨或者十一月份或初春那种淅淅沥沥下个不停的小雨淋了个透湿。那一天，夏德利太太站在吧台后面。她上二楼的一个小套间找了一条浴巾下来。就像笔记本上记载的，那天晚上，扎夏里亚、安妮特、堂·卡洛斯、米海依、拉欧巴、弗雷德以及莫里斯·拉法艾尔坐的是同一张桌子。扎夏里亚拿过浴巾，把露姬的头发擦干，然后像用包头布一样把她的头包了起来。她加入到他们那一桌，他们要她喝格罗格酒，她和他们一起待到了很晚，头上一直包着包头布。离开孔岱的时候，已经是凌晨两点钟了，雨还在不停地下。我们站在门口的门洞里，露姬依然包着包头布。夏德利太太熄掉大厅里的灯，上楼就寝去了。她打开底层与二楼之间的中二层的窗户，建议我们上楼去她家避雨。但莫里斯·拉法艾尔彬彬有礼地回答说：“夫人，这万万使不得……我们得让您睡觉……”这是一个相貌英俊的棕发男子，比我们要年长，是孔岱的一名死心塌地的老主顾，扎夏里亚叫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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