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路可走性首先是疾病的产物，疾病则是来自心灵危机或通过这些危机灾难性地得到了促进的。这场疾病成了独立发挥作用的、制造损失、甚至毁灭一切的祸害，弗兰茨最终为它的淫威所慑。—一弗兰茨以英雄气概、多半甚至以开朗的镇定情绪承受痛苦。只有一次，在以后的年头中，我听到他抱怨病痛。我去看他时他刚发过高烧。他躺在床上，一说话脸便扭歪了：“在身体完全蜷缩成一团之前，时间是这么久，通过这最后的、狭窄的洞往里面塞满了东西。”说话时他拔起拳头，仿佛在手里揉捏着一块手帕似的。

除了短暂的离开，弗兰茨在屈劳一直待到1918年夏天。然后他回到布拉格，又作为官员工作了一段时间，但他把下午时间贡献给了特洛亚（布拉格近郊一地）的果树学研究所内的园艺劳动。我常到那里去接他作长时间的散步。我们有两个主要讨论题目：战争、希伯莱语。学习，那时在文学事业中我也听取他的意见。卡夫卡的一些品质是不可超越的：他的正义感，他对真理的爱，他朴素的从不曾有过丝毫装腔作势的真诚。“必须把自己限制在绝对掌握的领域内”是我保存下来的他那时的言论中的一句。这种观点有时候当然会将他引导到一种境地，使他内向地痛苦地完全蜷缩起来。他想要脱离一切，最终也包括放弃与我的交往。

1918年7月1日我记下了他的观点：“农村对抗城市。但他还是感到在布拉格好过一些，因为在屈劳他荒度终日。在这里他将希伯莱语和园艺视为生活的积极面。若将这些净化保持，它们便显示为‘农村的’。而其他一切他想要脱离。”——“7月3日。因卡夫卡而彻夜难寐。感到我被遗弃了，但我尊重他的决定。从未有过任何阴影。他在一切人身上（包括对手）看到积极面，看到在什么方面他们有道理，在什么方面他们不得不然（比如汉斯·布吕厄尔），这种观察方法经常给我安慰，给我根据。他相信一种纯的意图、一种事物工作决不会毫无意义，相信没有任何好的东西会失败——这种信赖成了我的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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