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东欧国家到处可以看见地面上蜿蜒的管道，有的离开地面一点点，有的凌空而设，高过桥梁。它们呈现的是一幅力不胜任的工业化景象。顺着公路所有的管道接缝处都在往外冒气，空气中到处弥漫着这种气体，它是困境喘出的白色气体。如果感觉受到威胁了，把这种气体当做威胁的鬼怪显身，这不是隐喻，而几乎就是现实。德国的公路上没有这种困境喘出的白色气体。德国公路平坦，交通标示牌上画着蹦跳的鹿，标示牌上的鹿甚至还长着角。我有时问自己，这些鹿角是带着皮的还是不带皮？沿途都有电话设施供出了交通事故者使用。还在路上开着车的人还不需要它们。开着车我觉得不能让这些电话设施发现自己，它们代表着那些数不胜数的已经不再在路上的人——死于车祸者。他们在这里与仍旧在路上的活人打电话。

我自己也不相信我想的这些，但我却总是这样想，就像是一种强迫症。这只是有关我那看不见的行囊，也就是我所离开的那个国家的更深含义的一个例子。

后来我在报纸中读到：

“金克尔在他的讲话中使用了航海学隐喻。他说，自由民主党这艘船需要一位新舵手，因为兰普斯多夫伯爵六月要离开这艘船……一年一度的三巨头聚会是自由民主党在自由主义大本营举行的阅兵式。

‘我是从这里走出去的，这里有我的根，我愿意与这里息息相关。政治和政治家需要家乡……’

……自我批评和公开的反思是必要的。‘但此后必须航向明确地重新起航。’天气好的时候做到思想自由并不难，碰到狂风暴雨的时候就不容易了。他想贡献力量，让自由民主党在艰难的航程中保持航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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