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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厅中渐渐涌入人潮，有许多法国昆虫学家，也有几位外国的，其中有一位六十来岁的捷克人，听说是新体制的一位重要人物或许是一位部长或是科学院院长，或至少是院士。反正，就纯然好奇的观点，他是与会中最令人注意的人物（他代表共产主义黑暗时代结束后一个历史新时代）；然而，在聊天的人群中，他站得直挺挺，高大笨拙，孤零零的。刚才好一阵子，大家抢着来和他握手，问他几个问题，但谈话总是比他们预期的停顿得早，交换了几句寒暄之后，他们便不知该和他说什么了。因为他们之间没有共通的话题。法国人总三句不离他们自己的问题，他试着注意聆听，偶尔加上一句"相反地，在在我们国家"，随即他明白没有人对他的"相反地，我们国家"感兴趣，他走离人群，脸上罩着一层既非苦涩亦非愁苦，却是清晰甚至高傲的悲伤。

当其他人熙攘地挤满附设有吧台的大厅时，他走进空荡荡的会场，会场中四张长桌摆成正方形，等待研讨会开幕。门旁有张小桌子摆着与会名单，以及一位看起来像他一样孤单的小姐。他倾身向她报了姓名。她要求他重复了两次，她不敢要求第三次，只好胡乱地在名单上找与她听到的发音相近的名字。

充满父执辈感情地，捷克学者弯下腰在名单上找到他的名字。

他用食指指着：CECHORIPSKY。

"啊！是谢修西比（Sechripi）先生？"她说。

"要念成契坷西蒲斯基（Tche－kho-rjips-q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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