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人类的世界上，运用所谓善恶二元论进行思维的人，或许已为数不多了。它已不再流行。然而，在原子弹受害者的意识宇宙里，突然显现出那个夏日的景象——绝对的恶，而同时出现的应该还会有从那时起，与恶进行顽强抗争，力图在这个世界上恢复人类平衡的善。当原子弹爆炸的瞬间，它便成为人类的恶的意志的象征；成为残暴的罪恶之神和最为现代化的瘟疫。企图对为了尽快结束战争而需要的武器——原子弹做出善意解释的任何尝试，恐怕连求得参加进攻的士兵们的心之所安都不能做到。因为包括联合国军和日本军在内，姑且不论攻守双方的得失，原子弹赤裸裸地暴露了战争本身恶的绝对值。然而，其间，在被彻底毁灭的荒野上，善的意志却在开始化为行动。其中有的是负伤的原子弹受害者自身的求生意志；有的是为了救助负伤者，医生们从毫无体验的情况出发所做出的努力。广岛的人们从那一个早晨开始的活动的价值，就在于他们立志要同直至原子弹出现人类科学进步的总和相对抗。如果确信在这个世界上存在着人类的和谐和人类的秩序，那么，广岛的医生们的努力就一定足以同原子弹本身深重的罪恶相匹敌。

而我关于人类力量的信赖或人道主义怀有一个恶梦，一个关于人类力量信赖的某种特殊类型的恶梦。对于这一类型的人道主义（而且只能是人道主义），我既怀着深深的厌恶感，又不禁时时刻刻在思索。

我怀疑当向广岛投下原子弹时，决定这次作战的美国一伙知识分子的心中是否曾闪现出“对于人类力量的信赖或人道主义”，如果将这一散发着绝对毁灭气息的炸弹投向广岛，那里便会出现一个就科学而言可以预料到的地狱。然而，它将不会是一座甚至将人类文明历史的全部价值一举毁灭的最坏的地狱；不是使所有的人类只要想到那座地狱的情景，便产生无限厌恶，甚至不想作为人而继续生存下去，再无可能恢复的最坏的地狱。同时，也不是使前总统杜鲁门在其一生中，每当想起时便无法入眠，无可挽救没有出口的最坏的地狱。因为，在投下原子弹的土地上，在广岛，还有为了使这座地狱变成人间的地狱而斗争的人们。我怀疑这群美国知识分子基于上述考虑，也就是他们相信即将亲手投入地狱的敌人所具有的人类力量，在确信如此荒谬的人道主义的基础上而做出投下原子弹的最后决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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