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戈尔出生于莫斯科的普通家庭，这样的家庭在首都总共有几十万户，甚至有一百万户。父亲是个工程师，母亲在小学教书，家里生活不富裕，但也不至于挨饿。像大多数莫斯科人那样，他们一直靠工资活命，经常去操办东西，而“购买”这个词业已从语汇中完全排挤出去了。操办了象牌印度茶，操办了二十卢布两罐的罐头闷肉或香肠，香肠不仅没有香肠的香味，而且根本没有气味。

这有什么可讲的，成年人在这极其幸福的时代还清楚地记得，尽管有些人开始忘记了。柜台上的充足的商品刺激着他们，可谓为百货俱全，只是缺乏你必须挣得的金钱。人们在往年不是去挣钱，而是去领钱，谁也未曾说“工钱”，而是说“工资”。微薄的卢布发给每个人，这不取决于，你的工作做得好，或者做得坏，或者根本只是前来应卯而已。

除开父亲和母亲之外，伊戈尔尚有外公，母亲的父亲。在八十年代初，外公有五十五岁左右，但他看起来远远在六十开外，因为他进行反苏宣传，坐了五年牢。他曾经是个文学家，甚至是作家协会会员，自然他很快就被开除出作家协会。他所写的是一些普通的描写日常生活的故事，无疑地没有鼓吹任何人，总之极不问政治，但他和那些进行“叛乱性”谈话的同事有交往，甚至开始出版自己的杂志，那些人一下子被逮捕起来，没有进行特别审查，就把他们这一伙关进了班房。他们之中没有闻名的和有天才的人。审讯悄悄地，不知不觉地结束了。那时候的伊戈尔记不得出了什么事，又因为年幼，所以他不会深思熟虑。父亲被开除出党，伊戈尔未被接收入团，但他小学毕业了，生活跟平常一样。外公悄悄地，一声不响地回来了，劳改营里的事从来不讲。他们在家里不进行政治性的谈话，父亲只是有时喝醉了，声音又低又不清楚地说些恶毒的话，说什么下等作家真讨厌，使一家人终身残废。外公不做声，在某处当个看门人，八十年代中期在睡梦中沉默地辞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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