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一名马克思主义者，而且我不认同“凡是能推动该党事业进步的都是正确的。”论调。

——致弗兰克·杰利尼克一封信，19381220

我简直无法告诉你我是多么希望自己在今后的几年里能朝气蓬勃，摆脱牢狱之苦，摆脱金钱的忧虑啊。

——致杰克·康芒一封信，19381226

西班牙留给奥威尔的不仅仅是喉咙部位的子弹伤痕，更多的是难以磨灭的印迹。在以后的2年中，他一直生活在阴影中。他试图从自己的角度来诠释那里发生的一切，阐述自己的政治观点，还不得不饱受西班牙给他带来的伤害。事实上，在阿拉贡前线及巴塞罗那度过的6个月时时刻刻萦绕着他，影响着他以后的岁月。马尔科姆·马格里奇在他去世的前几周到医院探望他，发现他一直在不断地说着“防卫队，西班牙内战”。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奥威尔非常清楚地知道自己在那里明白了“大道理”，这是他在写给西里尔·康诺利的信中提到的字眼。同时，他也清醒地意识到阿拉贡战壕和巴塞罗那小巷带来的恐惧——血污，奸险和谋杀——并没有离他远去，而是“让他更坚信了人类的正直”。与以往一样，他的回忆浓缩成含有象征意义的观点。他的另一篇文章《回顾西班牙战争》是在五年后的另一次冲突中写的。他回忆起一个法西斯步兵沿着战壕的上方边提着裤子边跑着，他不忍心开枪射击。第二件回忆的事情复杂些，而且，奥威尔认为自己怀有耻辱感。一个来自巴塞罗那贫民区的孩子被无端怀疑偷了其他民兵的东西（奥威尔的一些雪茄烟也被偷了）。这个孩子被剥光衣服搜身，后来发现他是清白无辜的。开始认为他有罪的奥威尔竭力想弥补自己的过失，带男孩儿看电影，不断塞给他夹心糖果，巧克力。这种补偿对他而言是可怕的。但是，不体察他人情感来对待他人似乎更可怕。有一次，奥威尔与一个士兵争吵，身为下士的他硬让这个执拗的士兵站岗。那位巴塞罗那的“野孩子”最后成了奥威尔最忠诚的拥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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