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段奇怪的情节，但是在把它作为奥威尔“黑暗面”的证据之前，还要记住不止一个评论家所说的关于他的几点。第一是这个事件的确发生了。赫彭斯特尔第二天一早在梅布尔·菲尔兹家寻求庇护，她证实了这点。第二是这事件在多年后被彻底改动了，因为考虑到关于奥威尔的新信息以及他的作品当时还没有在手头（例如，赫彭斯特尔不可能在《一九八四》前说出“虐待的兴奋”这样一个短语，这与这部作品有着直接联系）。第三是赫彭斯特尔在写到关于其他作家时，他总是有个秘密记录隐藏在表面之下。他公认是脾气暴躁，而且易于憎恨他后来在英国广播公司工作时比他更有才华的文学人士——伊夫林·沃就是个众所周知的例子——他很有可能会间接贬低别人的成就。“一个用棍子打自己酒醉朋友的人怎么还可能是个伟大的作家？”这个问题从来没有在赫彭斯特尔关于这场楼梯混战的描述中直接出现过，但却随着害怕和虐待的兴奋的回顾同样潜伏在那里。无疑，中年的赫彭斯特尔把它看成一个重要的象征性的转变期，然而，证据表明这只是两个朋友暂时的争吵。迈克尔·塞耶对这次事件的回忆提到这之中有政治关系，是因为赫彭斯特尔与米德尔顿·穆瑞的关系而引起的。奥威尔当时（而且几乎可以肯定是错误的）怀疑他有莫塞莱分子倾向。值得注意的是，这段友谊仍然继续着，奥威尔年末的信中没有任何委屈愤恨的痕迹。如果碰到一个真正的虐待狂，赫彭斯特尔肯定会对他敬而远之的。

无可非议，奥威尔有着权威的一面：如果没有的话他也不可能做5年的缅甸警察。关于杰克·伦敦，他认为他能预见到法西斯主义是因为他自己有法西斯的倾向——这也许是对的，因为他写出了老大哥这样的独裁者、101号房间和装满饥饿老鼠的笼子。奥威尔对于极权主义心理的洞察力很少像是借用了别人的——读者会感到他了解这一切，他是为自己而写的——但是，如果把举起的手杖当成奥威尔极权主义阴影的象征的话也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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