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独自一人，好可怜。

——1934年给布兰达·索尔科德的信

这个时代有时候让我厌恶，我被迫在一个角落停下，祈求上天降罪。

——1934年9月给布兰达·索尔科德的信

《巴黎伦敦落难记》于1933年1月9日出版，虽然被广泛接受了，但还是不乏一些贬斥之词。一个饭店老板非常生气，写信给《泰晤士报》，投诉奥威尔的书损坏了他这个行业的名声。几天后，奥威尔对这些反对的声音做出反驳。他指出，受到抗议的段落不是针对整个巴黎的旅社而是具体针对某一家，既然M.波桑蒂不知道这一点，他就没有资格质疑奥威尔的评价。这些评论被送到蒙塔古镇的家里，理查德和艾达·布莱尔对此很感兴趣，同时又有一些惊恐。像他们这个阶级和年龄的大多数人一样，他们不赞成过于直露的情感和身体欲望的表达。阿弗丽尔回忆说，“那时从来不会讨论性和情爱之类的话题”。因此，知道儿子写的东西可以成为勃鲁盖尔画中的内容，布莱尔夫妇肯定会大为震惊的。但是，不管作品的题材多么敏感，成为作家还是布莱尔夫妇能理解并且在某种程度上所赞成的。可以想像，看到奥威尔初步的成功，他们是非常高兴的。1月的第3个星期，奥威尔回到赫斯，留了100页《在缅甸的日子里》的稿子给摩尔，之前还又给摩尔写了一封非常率直的信。他说，《星期天邮报》上已经把这本书列为“本周畅销书”。这些是不是意味着什么呢？

奥威尔这时候已经快30岁了，对于30年代的文坛来说，他的起步已经算很晚了。伊夫林·沃23岁的时候出版了第一本书，安东尼·鲍威尔是在25岁，格雷厄姆·格林是在24岁。当时的媒体之间的联系也并不比今天少，但奥威尔几乎完全是在当时的图书界之外。他不给时尚杂志写文章，不在出版界工作，他签到的写作合约也少得可怜。毫无疑问，在《让叶兰继续飞扬》中，他借戈登·康姆斯道克的嘴说出的那些义愤填膺的话，完全是出于奥威尔对自己在30年代早期的权力做主的文学界的局外人身份的介怀。“草地！血淋淋的草地！”戈登对着小说季刊《普里姆罗丝季刊》的编辑们呼喊：“为什么不直接说呢，‘我们不要你那血淋淋的诗歌。我们只接受同在剑桥认识的朋友的诗歌’。”当然，需要指出的是，奥威尔也有好几首诗被他在伊顿公学认识的人接纳了，但这并不能减少他受排斥的感觉。30年代早期的文学界因为杂乱纷呈而臭名昭著。约翰·斯奎尔爵士是《伦敦信使》的幕后操纵者，他和他的同党控制了半打的杂志和报刊，弗吉尼亚·沃尔夫也毫不忌讳地把文学界野心勃勃的家伙骂得狗血喷头——最令她厌烦的是西里尔·康纳利，他通过在中学和大学里建立起来的关系网来提升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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