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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时候，我基本上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我甚至有意“中止”了对眼前中国文学形势的关注，只知道出现了洪水一样的新名词，新概念，一片红火热闹景象。

“文坛”开始对我淡漠了，我也对这个“坛”淡漠了。我只对自己要做的事充满宗教般的热情。“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只能如此。这也很好。

有我所有阅读的长篇长卷小说中，外国作品占了绝大部分。

从现代小说意义来观察中国的古典长篇小说，在成就最高的《水浒》、《三国演义》、《金瓶梅》和《红楼梦》四部书中，《红楼梦》当然是峰巅，它可以和世界长篇小说史上任何大师的作品比美。在现当代中国的长扁小说中，除过巴金的《激流三部曲》，我比较重视柳青的《创业史》。他是我的同乡，而且在世时曾经直接教导过我。《创业史》虽有某些方面的局限性，但无疑在我国当代文学中具有独特的位置。这次，我在中国的长卷作品中重点研读《红楼梦》和《创业史》。这是我第三次阅读《红楼梦》，第七次阅读《创业史》。

无论是汗流浃背的夏天，还是瑟瑟发抖的寒冬，白天黑夜泡在书中，精神状态完全变成一个准备高考的高中生，或者成了一个纯粹的“书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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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写《平凡的世界》而进行的这次专门的读书活动进行到差不多甚至使人受不了的情况下，就立刻按计划转入另一项“基础工程”——准备作品的背景材料。

根据初步设计，这部书的内容将涉及一九七五年到一九八五年十年间中国城乡广泛的社会生活。

这十年是中国社会的大转型期，其间充满了密集的重大历史性事件；而这些事件又环环相扣，互为因果，这部企图用某种程序的编年史方式结构的作品不可能回避它们。当然，我不会用政治家的眼光审视这些历史事件。我的基本想法是，要用历史和艺术的眼光观察在这种社会大背景（或者说条件）下人们的生存与生活状态。作品中将要表露的对某些特定历史背景下政治性事件的态度；看似作者的态度，其实基本应该是哪个历史条件下人物的态度；作者应该站在历史的高度上，真正体现巴尔克扎克所说的“书记官”的职能。但是，作家对生活的态度绝对不可能“中立”，他必须做出哲学判断（即使不准确），并要充满激情地、真诚地向读者表明自己的人生观和人性。正如传大的列夫·托尔斯泰所说：“在任何艺术作品中，作者对于生活所持的态度以及在作品中反映作者生活态度的种种描写，对于读者来说是至为重要、极有价值、最有说服力的……艺术作品的完整性不在于构思的统一，不在于对人物的雕琢，以及其它等等，而在于作者本人的明确和坚定的生活态度，这种态度渗透整个作品。有时，作家甚至基本可以对形式不作加工润色，如果他的生活态度在作品中得到明确、鲜明、一贯的反映，那么作品的目的就达到了。”（契尔特科夫笔录，一八九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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