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也是亚当也是夏娃》的解读开始

佚名

一、无非男女

严歌苓是上个世纪80年代末开始走红的旅美女作家。

国内开始关注严的作品始于她获得首奖的兵被改编成电影的短篇《少女小渔》。纵观严歌苓的创作历程，我们很容易发现其在美国的心理及生活历程，从某种意义上说，严的每部小说都是在写自己——写一个华人女子在美国这个“乱炖”社会中的种种形迹以及遭遇——和其中所感受到的，接受的、勉强的、永远对立的，等等。从开始的《少女小渔》、《红罗裙》、《约会》、《抢劫犯查理和我》、《栗色头发》（见短篇集《海那边》）中所表现的“我”与美国社会的不和，再到他潜心研究华人历史呕心沥血写出的杰出长篇《扶桑》中所发现的美国华人的内在“定力”，再到开始以她雌性的目光关注这世界上的一切人种，如《魔但》、《也是亚当也是夏娃》，严的眼界确实有了质的飞跃。严歌苓是有幸逃离了大陆政治话语的作家之一，又加之她本人敏感的心灵和不遗余力的探索，成就了一番别样的文学审美，既自然又感人，既家常又崇高。严歌苓的小说非常世俗化，没有任何拔高的人文精神，无论是中国古典的人文哲学思索，还是西方现代社会中深深隐藏而无处不在的工业般精确冷酷的平等和权利观念，严歌苓都给予一应的不屑一顾。在她的文学世界里“无非男女”——只有男人和女人！

若严的小说里没有了女人，那相当于世界没有了天空，住宅没有了窗户。严歌苓的女主人公是世界的发现者，也是世界掩藏在深处的支配者。法国女性主义者西苏曾说：“所有父权制——包括语言、资本主义、一神论——只表达了一个性别，只是男性利比多机制的投射，女人在父权制中是缺席和缄默的……，’女人不是被动和否定，便是不存在’”，但现今许多创作似乎正在打破这个桎梏，以严歌苓的作品为例，她的纯女性话语具备一种颠覆的作用；女人在社会上的确没有发言权——但女人可以沉默，女人沉默起来可以让男人们无所适从，男人无法得知女人的所想，而无法知道想知道的，无法得到想得到的，不正是男人们最无法接受的折磨么？女人正在非暴力不合作中，虽然表面上看来，女人的角色是被动者（被侮辱、被贬损、被欺凌者）、缺失者、沉默者、（主妇、看护妇）、有价者（商品）。她们温顺麻木、寂寞忍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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