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英

严歌苓接连推出的两部长篇都是以“躲藏”为主题，《第九个寡妇》写一个女人将公公藏在红薯窖十几年的传奇；《小姨多鹤》也是一个类似的故事——一个中国家庭怎样将一个战后日本孤女藏匿几十年，以及她与这个家庭的恩怨一生。这两个长篇的操作手段基本类似，都是既要了传奇的外壳，又舍了传奇的惊险紧张，反而将传奇融入日常生活的涓涓细流里，用严歌苓自己的话来说，是“浓极而淡”。

很多人不明白她何以这样概括自己的写作近况，其实只要看看她去美之前的《雌性的草地》就会明白。这部出版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小说，既没有为她赢得奖项，也好像没机会被改编成电影，却是严歌苓自己最喜欢、认为写得最好的小说。事实也确实如此。严歌苓这么多小说，不管是从成长记忆中提取线索的，还是海外移民题材，或新近出来的这两部长篇力作，说到文学上最华丽的绽放，还是《雌性的草地》。

在这部小说中，严歌苓最早、最集中地释放了她写作中的两个重要母题：躲藏、雌（母）性。而这两个母题也始终纠葛在一起，从《雌性的草地》开始到《小姨多鹤》，严歌苓始终放不下的文学情结每每被这两个母题点燃、贯穿。接连推出两部躲藏为内容的长篇绝不是偶然，是严歌苓早年就情所独钟、深埋心中的母题情结使然。

《雌性的草地》就像张爱玲的《沉香屑第一炉香》，也像《茉莉香片》——“我给您沏的这壶茉莉香片，也许是太苦了一点。我将要说给您听的一段香港传奇，恐怕也是一样的苦……”再往后，情结还是这个情结，即使篇幅再长、语言再讲究、设计再精心，终究还是原来的茉莉香片又续了水，一杯比一杯淡，就是她所谓的“浓极而淡”了。严歌苓是哥伦比亚大学的文学硕士，比之一般的作家，她对自己作品的理性认识要精准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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