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平生参加的第一个葬礼，竟是母亲的葬礼。

今年三月的一个下午，我照例完成了一天的写作，心里莫名地生出一阵微痛的思念。我通常是在这种思念之痛突然发作时，一把抓起电话的。

三月的那个下午（正是祖国的清晨）接电话的竟是我的继父。妈妈是个敏捷至极的人，电话铃一响，她总是闻声起舞似的向电话一跃。我甚至怀疑她时时都埋伏着，守候我的电话。自我远嫁，她知道早晨七点的电话铃声必定发自我这里。我劈头就问：“妈妈呢？”

继父说妈妈住了医院，前两天刚刚经历胃切除手术。他接着告诉我，妈妈胃癌已是晚期。

妈妈是个那么健壮的人，一副爽脾气，怎么可能患这样可怖的病呢？每次回去探望她，她总是不容分说地扛起我的所有行囊，在拥挤的人群里给我开道，这样的一个妈妈怎么会说病就病到了死亡的门口？

几天后我到了上海，再乘火车到南京。妈妈已从外科转到了肿瘤科。在我到达之前，大家都期待由我来把真实病情告诉妈妈。正如二十年前，由我来宣判爸爸对她的感情已耗尽，他们的婚姻该解体。人们之所以把这份重大而残酷的权力委派予我，因为他们知道我在妈妈心里的地位，当然也知道妈妈在我情感中所占的分量。

进病房时，我后脚没跨进门就见妈妈脸迎着门，眼睛望穿秋水地满是等待。我叫了一声“妈妈”，泪水淹着眼睛和五脏。她像是等着我来搭救她，伸出已瘦黄的两只手，叫一声：“女儿！”她嗓音已失却了大部分亮度。我走上去，把自己置于她的双臂之间。我那天在她病房里待了六个小时，那句最难启齿的话，忽而在我喉口，忽而又退缩回心头。在伪造的好气氛中，健康人与病人的关系，要好处得多。我非但没把实情告诉妈妈，还去串通主治医生，请他帮忙维护我们善意的谎言。可是在我就要离开病房的时候，妈妈突然拉着我的手。南京三月的春意，是潮冷的，妈妈的掌心却如以往那样干爽和温热。妈妈说：“女儿，妈妈得的是癌症，你知道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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