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美国住了十五年，所有的感慨可以浓缩为这句诗——十年一觉美国梦。

这十五年，让我的观念都重新洗牌了。后来有人说我的作品里的是非观很成问题，我承认现在的我是一个是非很模糊的人，这大概跟我在哥伦比亚大学读文学写作master的经历有关。我先举两个例子。

我刚去美国的时候在餐馆打工，碰到一个黑女人，芝加哥的黑女人总是气很大，一天到晚不知道她们为什么那么angry，一进来就骂中国人都是F打头的字，回到班上又累又气，就跟同学抱怨今天碰到一个黑人givemeahardtime。我的一个犹太的同学说，你为什么一说起来就讲到黑人呢?你可以说他是个男的，或者是女的，或者说年轻的、年老的，你却首先提出来她是个黑人，你的潜意识里就是对黑人瞧不起的。我说绝对没有，你们白人和黑人的种种血债我们都不参与的，我们是中国人啊，过去你们倒卖黑奴什么的跟我们都没关系的，我为什么要歧视黑奴呢?他们就说，其实你们亚洲人对黑人的看法比白人对黑人的看法还要糟糕。后来我仔细想想，确实是这么回事。

还有一次我和同学聊天，说到中国人在美国肯定不会去做乞丐，因为他们很要面子很在乎尊严。我的同学就跟我争了起来，他们说乞丐和尊严是两个完全不搭界的东西，乞丐是他们的职业，他乞讨得好说明他能干。

传统的东西开始被质疑，千百年来从古到今定下来的一些规则、人的一些面目和地位，在我的这些同学和知识分子朋友当中被颠覆了。

这些对我来说是从新的角度看生活。我很喜欢美国的知识分子，他们是叛逆的，是一个对什么东西都不容易不假思索地去接受的群体。美国知识分子几乎全部都左倾，如果你代表保守势力，人们会觉得你不配做知识分子。中国知识分子的使命感很强，是代表社会良知的右倾派，而美国知识分子更注重个人，他们不把国家、民族使命放在第一位，他们在乎的是怎样对个人的关怀。这个个人是抽象的，是那些边缘的、弱势群体的立场。丘吉尔说过，一个人年轻的时候不是革命党人就没有心肝，年老的时候不是保守党人就没有脑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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