拨完他家的电话号码，我禁不住心跳加剧。

是他爱人接的电话，我马上说出自己的名字，并且急切地问：“怎么样？好多了吧？”

他爱人说：“他要自己跟你说话呢！”于是我听见他爱人放下电话，扶他走到电话机旁的声息。他们家为什么不把电话挪到他枕边呢？啊，那会太惊扰他……可他也不必非挪过来

接我的电话啊！

我跟他是总角之交，并且从初中到高中，都在一个班里滚，我们一起经历了难忘的少年时期，并一起迈进了青春的门槛……以后的30多年里，我们难得地一直保持着联系，直到现在我才意识到，人生中这样的一种关系是至为宝贵的。

他在中学时便是一名出色的体操运动员，并且从初一起就能从10米跳台上往下翻着跟斗跳水……上大学时他曾在市级运动会上拿过冠军；而整个青年时代我都是个体育上的低能儿；然而，现在他却被查出了骨癌，我呢，却是异常地健康……

这些年来，只要不是发生在自己或亲人身上，人们已经未必闻癌色变，并且，中年知识分子的早夭，也已成了一个并不新鲜的话题；关于癌症患者的或凄楚或悲壮的故事，关于某某中年知识分子英年早逝的报道，如无新的特色，人们也多半失去了阅读的兴致。就是我自己所住的这栋高楼里，近年因癌症而逝的或熟或半生不熟或生的人士，便有好几个，我对诸位的逝去只有淡淡的叹息，其实几近于麻木；然而，他不一样，我们一起度过了那么长的青春时光，在我们的生命记忆中，有着那么多相同的细节……他的确诊为骨癌，成了我最难承认的事实之一……

不是他的爱人或其他亲属，而是他本人，半个月前，在电话中把这一消息冷静地报告给了我。他知道我一定恨不得马上去看望他，并且估计我也一定会给他提些人们常给病人提去的东西，诸如水果、罐头、补品什么的，或者还配上一束鲜花……他便告诉我，一般的同事、朋友、老同学，他都不会主动通知，人家知道了，来不来看望他，看望时愿意往医院送些什么礼物，他都悉听尊便；但对于我，他的态度是十分明确的：当然应当去看他，但不要去医院，他现在每周一至周五都在医院里，主要是进行放射性治疗，但周六、周日他回家休息，他要我等到双休日，去相对来说离我住处要比去医院远上一倍的他家去见见；并且他嘱咐我一定要给他带些可以看着解闷的东西。到了周六，我当然马上去了他家。我给他提了一大兜子我认为可以让他开心、解闷的书报杂志，包括我新出不久的小说集。我和爱人一起去的。爱人本来坚持要提一大堆补品去，后来我使她明白,我和他不是一般的交情,所以一定要“免俗”。我们给了他爱人600元钱，让她根据实际需要，而不是依照一般的“看望病人的常例”,来给他买些能辅助治疗、调养身体的食品。他们极爽快地收下了，没出现任何谢辞的客套场面。那天他居然兴致勃勃地倚在床上跟我聊了一个多小时，他爱人说他的精神气色是入院后头一回那么样地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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