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然接到30年前教过的一个学生电话，他说刚从牙科诊所回到家里，不知怎么的就想给我挂一个电话，问询了好大一圈，才得知我的电话号码，听到是我接听，他高兴得不行；我却有点懵懵然，不禁笑问他：“你怎么牙齿有了问题会想起我来？我可不是牙医啊！”他那边笑得更欢，说：“您还记得吗？有一回在课堂上，您出了一个问题后，跟我们说：谁也别临时摆动舌尖……”

我一时想不起来，他就提醒我，啊，我终于想起来了！

老实说，对于我在中学的教学生活，“文革”前的一段，比较愿意回忆，遇到教过的学生，也特别地有亲切感，“文革”中的一段，则有不堪回首的感觉，那时教过的学生遇到我多半热情洋溢，有的还真诚地跟我说：“原谅那时候我们不懂事。”我却往往还是宁愿把那些因为他们“不懂事”而造成的对我，以及对整个教师群体的从精神到身体的伤害，埋藏在记忆深处轻易不加检视。打电话来的那位，属于所谓的“小三届”，就是在因“文革”突然爆发而滞留在学校的“老三届”都被安排上山下乡去“改天换地”，以及刚进校门课椅还没坐热就被匆匆打发到“生产建设兵团”“屯垦戍边”的“六九届”离校以后，到“文革”结束之前，进入中学的那几批学生。教“小三届”，一方面在“知识无用”的社会氛围里难以施教，另一方面，毕竟校园里的狂暴局面暂告一段落，像我这样的青年教师，也就尽量本着良心，钻些空子，争取多给学生一些有用的知识。记得那时上自习课，可温习的知识并不多，我就会去口头出一些问题，游戏似的活跃课堂气氛，或者用蜡纸铁笔刻写、油墨滚子复印——现在的年轻人怕都不认识这样的工具了——印出的篇子上会有一些浅易然而令当时学生觉得无比亲切有趣的问题，这些口头或纸面的问答都是不计分数，而且我跟学生相约“勿与外人道”的。有一回，我就问他们：“谁能准确地说出来，自己嘴里有多少颗牙齿？”一时竟无一人举手，我就接着说：“对自己的身体都缺乏了解，这怎么行呢？谁也别临时摆动舌尖，去舔着算牙齿的数目！”同学们全笑了，最后，我允许他们同座之间互相张嘴点数，得出数目，然后又告诉他们门牙、犬牙、前磨牙、臼齿的区别，让他们自己分析每种牙齿的功能。30年后打电话来的学生，在电话里回忆出更多的例子，比如我发给他们的篇子上，印出阴历初一到三十的30个格子，让他们在每个格子里画出当夜月亮的形状；又让他们把从自己家到学校的一路上所看到的植物，在“乔木”、“灌木”、“草本”的三个格子里加以填写；还有一回是问他们知不知道自己的10个手指的指纹有几个“箕”、几个“斗”，竟都从未注意过，于是我跟他们讲到群体的共同性和个体的差异性，讲到破案时指纹的重要性，等等。那30年后事业有成的学生在电话里对我说：“感谢您，能在那么个时候，给我们这样的启蒙，这些年老同学碰到一起，聊起来，都觉得那些看起来非常浅显、零碎、细枝末节的小知识，实际上在我们的青春发育期，起着非同小可的作用，我以为，那就是最原本的人文情怀的熏陶！”他的评价似乎是太高了，但他的电话引出了我更多的回忆与思绪。也是教“小三届”的时候，有一回一个男生干部对几个女生不出操跑步、跨越障碍“学军”非常气愤，对我居然准予她们休息更怒不可遏，有个本也该请假的女生则因为“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去参加了激烈的军训操练，裤腿里流出了经血，那男生干部竟斥责她“军训还揣瓶红药水，真是假革命”！这事情发生后，有天在自习课上我就问他们：“为什么你们有的被叫作男生，有的被叫作女生？”这问题一出口，不啻爆响一声惊雷，后来我自找台阶下台，课后“工宣队”领导找我谈话，还算理解我的动机“并非耍流氓”，但严正指出我那样做的效果是“腐蚀青年”，这就是30年前的世道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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