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年前的一九八七年夏天，我在德国旅行，听说顾城和他的妻子谢烨也从国内来了，我每到一个城市，就听人们说，顾城要来，或者，顾城走了，永远失之交臂，直到我回国。这年年底，我又去香港，在中文大学见到了顾城。他头戴一顶直统统的布帽，就象一个牧羊人，并且带有游牧的飘无定所的表情。他说这半年来，他这里呆呆，那里呆呆，最终也不知会去哪里，后来，听说他去了英国，美国，又听说他去了新西兰，在那里放羊。到一九九二年的初夏，我又去德国，到了伯林，一天晚上，一群中国学生来敲我的门，对我说：“你看，谁来了？”我伸头一看，走廊拐角处，顾城腼腆地站着，依然戴着那顶灰蓝色的直统的布帽。我说：“顾城，你在放羊吗？”他回答我说，是养鸡。

顾城说他从小就想要一块地，然后在上面耕作，他很早就在为垦荒作准备，他甚至收集了关于木耳的知识，他知道所有的木耳都能吃，只除了一种生长在西藏的有毒素。我是很后来才知道，顾城在我从小生活的城市上海找到了他的妻子谢烨。他们生活在这拥挤的寸土为金的城市里一间租赁来的小屋，那里的空气使顾城窒息。这城市是我最了解的，天空被楼房与高墙分割为一条条、一块块，路面也是支离破碎的，而且车水马龙，走在路上，简直险象环生。

有一天，顾城决计要走了，他径直来到十六铺码头的售票大楼，他不知道要去哪里，他只知道要搭一条船。他向谢烨要二十块钱买一张船票，谢烨靠窗站着，用身体挡住窗口，以防顾城一头栽下去。他们僵持了很长时间，谁也不让谁。十六铺是个噪杂的地方，每天有十几万流动人口在这里经过和滞留，轮船到岸和离岸的汽笛声声传来，时间在一点一点过去。后来，谢烨说，顾城，你看见吗，马路对面有个卖橘子的老头，你去拿个橘子来，无论是要还是偷，只要你拿个橘子，我就给你买船票。这个橘子其实就是签证一样的东西，代表一种现实的可能性。顾城想来想去，就是没法去拿这个橘子，从小做一个乖孩子的教育这时候涌上心头，乞讨与偷盗全不是他能干的。于是他只得和谢烨回了那个小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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