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子菁

不知道是从哪一天开始，在台湾做一个中国的孩子，就要在沉重的书包下奋斗十几年，做无谓的体力透支。从小，我们就很温顺听话，大了难道就不了吗？我们是不会听话，但是学校定要叫我们剪一个西瓜皮的头发，露出耳朵来叫我们听话。于是我们变成了一个只会听话的孩子，而没有了自己。

做了十几年的学生，到今天总算熬出头来，在大学的窄门里占有一席之地，我不敢说做学生不好，至少今天的我，仍受到国家、社会的抚育，坐在台下安心的听老师上课。

做学生是没有权利批判教师的，打从做小学生时开口闭口“老师说”开始，老师的形象就是一个权威，小小的个子在他的面前唯唯诺诺的，连大气都不敢哼一声，因为老师就代表了尊严。但人是会长大的，于是我们学会了用眼睛观察、用心灵去体会；这个老师是不是一个好老师，他肚子里到底有没有墨水，他有没有爱心，教书对他是兴趣、是义务抑或是一个铁饭碗？

学生不是石头，而是有血有肉的个体，打了会疼骂了会哭的孩子。

大学生更难教也就是因为我们有了更明显的自我意志，有了自己的一套价值观，除非教师的确有教学上的方法和爱心，有实质上的内容让人心服，否则空有老师之名，站在台上，在学生的眼里，也不过是个躯壳而已。

三毛第一天来华冈上课，可以用行动这两个字来形容，因为来一睹其风采的学生，像是一颗颗软糖装在大肚小颈的瓶子里溢了出来，是的。教室太小了些，但这不是准备做演讲，而是要上课。

“后面站着的同学，我的一个椅子也可以搬去坐，快要开始了。”她说。“好了，现在请各位把情绪安定下来，文艺课是自由的，各位请随便坐，不要拘束，肚子饿的可以吃东西，只要不妨碍到上课的专心，心情不要太紧张，这一堂课心情不放松是听不来的……”定了定神，全场鸦雀无声，没有人吃东西讲话，大家都盯着她打量，只为了看一看她、听一听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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