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五月的晚上，我正忙着结婚和毕业，贺叔叔来了。我打开门，请他进来，他阴沉地笑一下。

他问我：你爸爸去哪里了？

我说他不会走远的，去散散步，要不就去路灯下观一局老头们的棋。他自己不太舍得花时间下棋了。我请他进来坐、请他进到我们刚刚分到的新居里来。文人们陆续迁出旅馆，搬进石膏和油漆味十分新鲜的六层楼。贺叔叔一个人还留在旅馆。说是他看下属们为房子争抢实在看不下去，他宁可等到最后。

我说贺叔叔你可越来越精神了。

他没有怎么听进去，微微笑一下。尖口黑布鞋的皮底踩在地面上吱吱地响、他答应坐下却仍咯吱咯吱地慢慢踱步。我剥开一支嫩黄色巨大的非洲香蕉，送到他面前，我完全不像瓜棚时那么认真地笑，说：省给你吃的！他又微微一笑，看我多么会在长辈晚辈之间，男人女人之问钻空子。

我妈妈从卧室出来，肩上搭着一条已织成的毛线裤腿，看看贺叔叔脸上的重重心事，说上礼拜六叫她爸爸去找你来吃晚饭，你也不在！

贺叔叔抢白，脸还是带笑的，谁说我不在？他根本没有来找我！

他转向我：小伙子，得好好看着你爸爸！

我妈妈脸一仰，笑着说：大不了就是两个女孩子缠上了。

我忽然听出一种较量。

我妈妈经历了文革变得泼辣强悍，典型的基层文艺干事作派，热情而咋呼。她对贺叔叔说，那茶叶筒里是好茶，昨天下面县文化馆来人带的，我说我给贺叔叔泡吧。

我妈妈说，老贺还是客人呐？他在我们家从来就不是客人！

贺叔叔看看手表。奇怪的是他那番放逐与劳苦后，是另一番变化。人人变粗，包括我那个曾经玲珑的母亲。贺叔叔，却变得一天比一天儒雅。农夫式的开放笑容，也成极清秀的一个笑了。右手的四个手指托着一个工艺上品的烟斗，是他一个远房表亲给他做的。表亲伙同一帮人打死过人，文革后给判了终身监禁。他花了两年作出这个烟斗，千曲百折送到贺叔叔手上，请他去说说情，把刑减一些。贺叔叔从来没为他说过情。烟斗他决定不原路退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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