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旦过后不久，南昌就随另一所高校附中的同学，第二次出发往北京去，期望再一次受到毛主席的检阅。鬼使神差似的，他们的火车，在上海站即将出发的时候，忽然从他们所乘坐的车厢起，往后数三节一并摘下，挂上了另一次列车，往沪杭线上，经浙赣线，一径向京广线去，开往长沙。这样，他们的遗憾就也一定程度地得到了弥补，那就是去到毛主席的家乡韶山，一个山明水秀的乡村。虽是料峭的冬季，水田干着，农事萧条，但层层褪去的山的黛色，修葺仔细的农田，屋舍的线条是简洁的，屋顶的坡面与墙面宽阔平整，有一种单纯素朴的古风。因为壅塞了前来膜拜的青年学生，这批走了，那批来，难免显得逼仄，可是在敞开的空间里，人总是变得很小，再是多，也是类似蚁群一样，小小的嘈杂和忙乱，一阵子就过去了。南昌的心略微平静下来，想起学校那边的事，甚至有隔世之感。这一回他与外校的战友出来，而没有同本校的，其实是有意躲避陈卓然。

这些日子，他与陈卓然的关系，处在一个无法控制的急剧变化中。当陈卓然对南昌说出对父亲的判断，有那么几日，他们格外亲密，每天晚上都在操场上进行长谈。他们谈到《牛虻》中蒙泰尼里神父与亚瑟的父子关系，其中信仰和亲情谁战胜谁；而后又谈到雨果的《几三年》，革命者提出革命的终极目标是服从于人性；接着谈到的是梅里美的小说《马铁奥？法尔科内》，父亲亲手杀死自己心爱的小儿子，因为他为一块金表出卖了一个强盗，做出叛变的行为，信仰又一次压倒亲情，这一回的信仰却摒除了政治理想纯粹为人格品质，再和人性的高尚相遇……他们没有提南昌的父亲，可这些文学名著的援引无疑都是围绕那一个题目。从他们谈论问题的方式，也可证明他们是受西方浪漫主义传统影响的思想者，所以，他们的思想不是顶严格，可是有情感，可以见得，他们本质上多半是温情主义者。他们特别合适这样的讨论，一方面，是从某一个事实——完全可能是虚拟的——从事实出发，就不至于完全是空谈；另一方面，这一个事实因是虚拟的就不必由他们负责，也不要求他们立即采取行动，可以保持清谈的超脱精神。那几日，他们两人对谈话着了迷，天刚向晚就来到操场，有一次还走出校门，走到邻近的一座园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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