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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存伯当然不是因为黄畹町在背后戏谑了谭宗三，叫了他一声“三儿”，才清退她的。当谭宗三张大然陈实三人在大写字间里齐声责备他这样随意处置员工将给刚刚稳定下来的豫丰班子造成新的不稳定时，他却门声不响坐在对面的高背软垫椅子上，一句不为自己辩护；等各位谴责完了，才略带些歉意地承认自己在这件事情上的确做得欠考虑，答应马上设法补救，马上派人通知畹町姑娘，让她明天就来上班，还做她原来那份工作，使用她原来那张写字台，领原来那份薪金。

侬真是吃错药了。没有事情寻出一点事情来搞搞。张大然拍拍他肩胛笑道。张大然也早听说谭宗三最近经常去秘书股坐坐转转，好像真有点喜欢上了这个头脑子老活络的“小姑娘”。（谭宗三过去绝少去秘书股。他讨厌过问那一摊乱七八糟的琐碎事。）也有人讲，是小姑娘先向“三老板”“划灵子”。（有意显示某种心迹。释放试探汽球）比如小姑娘最近下班后，再不像从前那样急着回家，总是有事没事地在秘书股房间里蹭发蹭发，好像总在等什么人似的，让人看了心软。但这种事，你管它干什么？随便它去啦。

陈实没有作声。他不相信周存伯只是“欠考虑”。存伯不是欠考虑的人。大学毕业后，他跳槽那么多次，从北方到南方，换了那么多店家厂家，临走时，没有一个经理老板不想留他、不说他人好。可见他为人的历练老到周细。今天怎么会在这么一点小事上，显得如此草率毛糙？陈实更不相信存伯是想在豫丰别墅充当“风化警察”的角色。存伯在男女问题上的确比较谨慎小心，甚至可以说是相当“保守”的。从大学毕业到现在，他不仅没有“换”过老婆，而且十分用心地维护着自己那个在外人看来并不算“美好”的家庭。周夫人跟他稍带点亲眷关系，原是他妈妈的一个远房外甥女。不仅长得不算好看，识字也不多，更谈不上风度谈吐。针线女红烹调也都一般，算不上“上得厅堂、下得厨房”的那一类。平时举手投足神情眉目间甚至还有点木讷。他去过他夫人老家。那是一片遥远的大麦田。微微隆起的土包上一大片高攒人云的大树从焦黄的地平线上突起。唯一的这一次拜访，留给他唯一的印象是灼热干渴和潮湿泥泞的反复交替。并总配带着一点猪圈里发散出来的那种糟朽气味。即便在小县城的大街上，也总能看到有瘦骨嶙峋的架子猪们在墙根上哼哼唧唧地蹭痒。但是这位毫无特色的“远房外甥女”却能在长达五六年的时间里毫无怨言地守护在他那因中风而半瘫的妈妈的病床前，替他尽了一个儿子应尽的孝义。妈妈说，我答应过她，侬大学一毕业就娶她过门。侬要不肯娶她，我今朝就撞死在侬面前。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周存伯肯定会说，姆妈，侬不要这样讲。我又没说不肯。我是周家唯一的儿子。我当然晓得必须要有人来为我照顾这个家。家是不能不要的。周存伯也真的这样说了。这位老兄，历来认为，在中国这个社会里，走极端是没有出路的。但不求个人发达、一味老实听话，同样也是没有出路的。因此就要在（也只能在）不走极端的情况下求个人发达。归根结底一句话，就是要极其出色完美地运用好这样一个基本法则：有所失才有所得。以失求得。以得补失。大器晚成。大音希声。男人一定要做男人的事。男人既不能愧对女人，也不能愧对家庭。但又绝不可为女人家庭所累。他自己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所以他绝不在“女人”一事上多花时间精力。但也绝不会去干预自己身边那些朋友知交在这方面的“癣好”。比如，他从不嘲笑陈实反反复复地结婚离婚，也从不挖苦大然跟房东太太女儿那“野鸳鸯”式的关系。至于宗三，他知道他一直在跟一个叫黄克莹的女人约会。但他们之间毕竟还没有任何婚约。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谭宗三有时对另一个年轻女子表示一点好感，表示一点新意，这也只是他自己的事，跟周存伯毫无关系。他干吗要去干预？那不是太愚蠢太低级了嘛！要知道，他从来也不是那种“好为人师”“好管闲事”“好当风化警察”的人啊。况且现在急等他这个“小班子总责任者”处理的事多得不得了。芜湖的米厂、屯溪的茶厂、南通的纱厂、诸暨的缫丝厂、广冶深山沟里的水泥厂……厂厂都有做不完的事要他去做。（他们现在体会到，也常常这么感慨，经易门这个人不容易。他当时一个人做我们四个人的事，还能那么从容。不容易。真不容易。）若不是十分必要，他怎么还有那个闲心用工夫去管什么“小黄姑娘”这么一点针尖绿豆大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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