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天，格兰出现在她办公桌前，拎一件运动绒衣，带一顶棒球帽。若不是他肩上背一只旅行包，包上有美国联合航空公司的标签，她会认为他直接从长跑途中来。这人说，好，像个童话故事的结尾。乔红梅说，假如照此结尾，真的就成了很甜的童话。她关掉电脑，纳闷地想，她怎么了?把这人当忏悔神父，还是心理医师?这是不是也是种自淫?

石妮妮在阶梯教室门口叫她：“红梅，出事了！”

她两只胳膊在头顶上乱舞，露出新剃了毛的干净腋窝：“那个密语者昨晚上来了信!”乔红梅叫她讲中文，也不必那样“花腔女高音”。

妮妮告诉她，密语者是个二十岁的小女生！昨晚她对妮妮密语了大半夜，说她害死过一个人。她的五根细长手指紧抓住着红梅的小臂。“我问她，害死的是谁，她到后半夜才把事情大概讲完。”

事情是这样，自称女孩的人在六岁时接受心理医师的催眠疗法，说出一桩****案。心理医师用了两年时间，把女孩在催眠状态下提供的线索拼揍起来，推理和破译，终于诊断出女孩在五岁到六岁之间，连续遭受父亲的强暴。这段创伤性记忆被女孩完全忘却，又被催眠术复活。这便是女儿把父亲送上法庭的证据。法律诉讼费用使父亲几乎破产，舆论又摧毁了他的名誉。父亲在给女儿留的遗书中，要她明白他是含冤离去的，他们父女是一场迫害的牺牲品。女孩长大以后，渐渐意识到父亲很可能是受冤枉的，童年的她受了心理医师的诱导，而被诱供的证词又经过断章取义的连缀，经过想当然的诠释，得出了一个丑恶的结论。成年后的女孩认为人不可能完全忘却一段巨大创伤（不管弗洛伊德怎样假设人类记忆的抹杀力），假如这样的创伤能被忘却，只能说明它根本就没发生过。乔红梅读完妮妮打印出来的电子信，目光落定在最后的段落上：“这是我最后一次和你通信。我知道，我使你失望了，因为你的原意并不是要找一位我这样的女友。”失望也是拼错的。少一个字母。她问妮妮，相不相信密语者是个二十来岁的女孩。石妮妮说她早乱了，不知该相信什么，不相信什么。她们此刻在操场上。小城的一半人似乎都集中在这里，看一群激进学生烧国旗。离这儿两小时车程的旧金山反战已反了两个月，小城刚刚有这么一个大动作。一个学生用高音喇叭在朗读马丁-路德金的著名演讲词”我有一个梦想”。其他学生已把国旗降下来。这座大学城的公民和其他地方一样，百分之六十五以上超重。超重的公民们此刻一声欢呼，警车到了。火同时着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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