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宝玉神游太虚境，随警幻仙姑过牌坊、进宫门、入二门、见配殿，那些配殿的匾额很奇怪，他记得的有痴情司、结怨司、朝啼司、夜怨司、春感司、秋悲司等。请注意，他不记得有诸如幸福司、快乐司、欢笑司一类的名目，而警幻仙姑告诉他，那些司里，贮藏的是普天之下所有女子过去未来的簿册，这当然是曹雪芹的艺术想像，是为体现全书主旨的精心设计。在那样一个由神权、皇权支撑的男权社会里，天下所有的女子，从皇后妃嫔、诰命夫人到平民妇女、丫头娼妓，尽管她们之间还有阶级差异，每一个具体的生命更有善恶美丑贤愚

的差别，但是生为女人，就注定了她们的不幸。西方的“女权主义”，是上个世纪后期才出现的思潮，妇女解放，是伴随着新时代曙光才出现的社会进步。但是，早在二百多年前，曹雪芹就通过《红楼梦》提出了妇女问题：他首先强调了普天下女子都属于悲剧性的生命存在。文中写道，贾宝玉来到薄命司前，看到一副对联，写的是：春恨秋悲皆自惹，花容月貌为谁妍。这副对联的情调，是伤感的，无奈的。底下有一句话，我以为非常重要，他写道：“宝玉看了，便知感叹。”前面讲过，宝玉是“些微有知识的人”，那么，他果然一点就通，还没走进薄命司，先就感叹了。曹雪芹当然是希望读者也能解味，能在读他的文字后，“便知感叹”。

《红楼梦》里出现的妇女形象非常之多，书里通过怡红院小丫头春燕之口，介绍了宝玉的一个观点，那其实也就是曹雪芹自己的观点，就是认为女孩子本是颗珍珠，无价之宝，出了嫁就会变质，渐渐失去光彩，成为一颗死珠子，再老了，就变成鱼眼睛，令人憎恶了。你可能都能背出原文来，那的确是非常精彩的论点。把“女儿是水作的骨肉”的命题，在现实社会的格局中加以了细化，告诉我们男权社会是怎样通过婚姻、家庭和社会熏染，败坏着女性的身心。我年轻的时候读《红楼梦》，总有个谁是坏人、谁是好人的框框，比如对王夫人驱逐金钏，导致金钏含羞投井而死，已经让我反感，到后来抄检大观园，她对晴雯那样予以残酷打击，死了以后还催着赶紧送到外头烧掉，真让我气得发抖，恨得牙痒。读到宝玉在《芙蓉诔》里说，“剖悍妇之心，忿犹未释！”我更是非常地共鸣，觉得王夫人很坏，理所当然是个反面形象。那时候读得不细，有的文字跳过去读，有些地方读是读了，但没去细想。后来细读，就发现曹雪芹他在第七十四回里，对王夫人有这样的说法：“王夫人原是天真烂漫之人，喜怒出于胸臆，不比那些饰词掩意之人。”读到这里，我就停下来琢磨，曹雪芹他为什么要这样写？是反讽吗？再读一遍，不像反讽，而是非常认真地在交代王夫人的性格。这是怎么回事？后来，读的遍数多了，我就有所悟。当然，上述我点出的王夫人的作为，其性质确实是阶级压迫，是摧残活泼美丽的青春花朵，这个看法我仍然不变；但是，她也曾有过青春，也曾是颗纯净的珠子，她婚后成为贵族夫人，是那个社会，特别是男权坐标下的虚伪道德价值观，把她浸泡成了腐臭的死鱼眼睛，她所做的坏事，并非是她天性里带来的邪恶造成的。王夫人辱骂驱逐晴雯，是一种超出她们两个生命之间的性格冲突，那么样的一种社会性悲剧，就王夫人本身的性格而言，她确实可以说是“原是天真烂漫之人”。第七十七回写芳官、藕官、蕊官三个姑娘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决定削发为尼，水月庵和地藏庵的两个主持姑子趁机花言巧语，说三个姑娘想出家是高尚的意愿，太太倒不要限制了她们的善念，接下去，曹雪芹使用了这样的叙述语言：“王夫人原是个好善的……今听这两个拐子的话大近情理……心绪正烦，那里着意在这些小事上……他三人已是立定主意，遂与两个姑子叩了头，又拜辞了王夫人，王夫人见他们意皆决断，知不可强了，反倒伤心可怜，忙命人取些东西来赍赏了他们……”我后来悟出了曹雪芹这个文本的高明，他不是先验地设定谁是坏人，然后去写他如何做坏事，而是非常真实地写出了具体的人在具体情境里，如何被社会主流价值体系那只无形的手，支配着其行为。个人的性格在这个过程里虽然也起作用，但如果要追究坏事的责任，那么主要的责任是不合理的社会制度，是那个制度赖以支撑的，不正确的价值观。他对王夫人就是这样着笔的，写得非常准确，真实可信，而他想肯定和否定、叹息与讽刺的内涵，全在里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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