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堵断墙背后，我死去的父亲，母亲和我外婆都坐在饭桌前，就等我来吃饭。我已经游荡够了，很久没有同家人团聚，我也想同他们坐在一张桌上，谈点家常，像我被医生判定为癌症的那些日子里，在我弟弟家饭桌上，只讲那些不可能同外人谈而除了家里人也难得谈到的话题。那时候，每到吃饭的时候，我那小侄女总要看电视，可她那里知道，电视里的节目都是对精神污染的讨伐，头头脑脑对各界的宣讲，文化名流又一个个表态，把文件里的套话再重复一遍。这都不是小孩子要看的节目，当然也不适合下饭。电视报纸广播的种种新闻我已经够了，我只要回到我自己的生活中来，谈谈自己家里已被遗忘的往事，比方说，我那位疯子曾祖父，一心想过过官痛，把一条街的房产捐光了也没捞到一官半职，等明白受骗上当人也就疯了，把自己住的最后一幢房子也点上一把火，死的时候刚过三十，比我这会还年轻得多。孔老夫子之所谓三十而立，应该说还是个脆弱的年纪，弄不好照样精神分裂。我和我弟弟都不曾见过我这曾祖父的照片，那时候照相术可能还没引进中国，要不是能照上相的只有皇族。可我同我弟弟都吃过我祖母做的一手好菜，印象最深的是她那醉虾，吃到嘴里虾肉还在蠕动，吃一只且得鼓上半天的勇气。我也还记得我中风瘫痪了的祖父，为躲避日本飞机轰炸，在乡下租了农民的一幢老屋，整天躺在堂屋里的一张竹躺椅上，大门敞开，风穿堂而过，一头银白的头发总也在飘动。空袭警报一响他便急躁得不行，我母亲说她只好俯在他耳边，反复告诉他日本人没那么多炸弹，要扔只扔在城里。我那时比我这小侄女还小，刚学会走路，我记得去后院要经过一个很高的门槛，门槛后还要再下一个台阶，我自己爬不过去，那后院对我便始终是个神秘的去处。大门外有个打谷场，我记得同农家的孩子在晒的稻草上打过滚。打谷场边上那条清幽的河里又淹死过一条小狗，不知是哪个讨厌鬼把它扔了进去还是它自己淹死的，总归尸体搁在河滩上好久。我母亲严禁我到河边去玩，只有大人们到河滩挑水，我才能跟去刨沙，他们在河滩上挖出一个个沙窝，从中勺取滤过的清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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