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几年前，大文学批评的广阔天空，李星时隐时现，除过少数一些人，大家并没有观察到他。但这个人不断地裂变着自由的精神原子，甚至用猛烈的火焰加燃自己，现在已闪闪烁烁终于君临人们面前，并在陕西文学批评的星座中占了一个耀眼的位置。

李星文艺批评的最大优势，在于他既拥有深厚的实际生活感受又有扎实系统的专业理论功底。这就使他有可能在对批评对象居高临下的解析之前，先行深入地对其作作品时的感受不尽相同。但是，在我看来，一个卓越的文艺批评家，一种新思想的发现者，不仅应具有高明的理性剖析和概括才能，最重要的也许仍然是首先要懂得生活——历史的、现实的生活，这是一切艺术批评的根基。这样，他的批评就不会是脱离作品远离生活的云遮雾罩，就不会有隔靴搔痒或南辕北辙之感，批评首先是准确可信的，然后才能谈到深刻和巨大。从这个意义上说，作家需要生活，批评家也需要生活。很难想象，一个批评家不能透彻地理解作家艺术家在其作品中反映的生活内容以及他们创作心理机制所凭借的历史的和现实的生活依据，而仅仅用古今中外一些理论书籍中得来的概念或“条款”，就敢勇气十足地对作品品头论足。不幸的是，在我国当代文学艺术批评中，这类现象并不鲜见。

李星在这方面有其天然的条件。他出身于关中平原的一个农家小院，青少年时期一直在田野和村镇上度过，这些范围内的生活感受不是以后“深入”才得来的，而他自己就一直是其中的成员。后来，尽管他在大城市搞了专业，但他也没有割断他和农村乡镇母体相连的脐带。由于陕西的大部分作家艺术家大都和他一样，不是直接从农村乡镇走来，就是和这些地方有血肉般的相连关系，因此，这些人的作品首先为李星的文艺批评提供了广阔的天地。我敢说就目前而言，李星对陕西文艺作品的评论要明显高出一筹。他已出版的评论集《求索漫笑》就是一个证明。在这本书中，他几乎对陕西所有有影响的作家以及全国一些相似的作家有过出色的论述，并且最先提出“农裔城籍”作家这一著名概念。对于生活的敏感和深沉的思考方面，李星决不亚于作家和诗人。只有积极地给予生活，才有权评说生活，只有对生活深入地体察，才能对作品作深刻的论断。李星的文艺批评之所以在很大的程度上使被批评和读者信服，正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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