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是在寺庙里，房子都老高老高，屋脊上雕着飞龙走兽，绿苔长年把瓦槽生满，有一种毛拉子草，一到雨天，就肉肉地长出半尺多高来。老师们是住在殿堂里，那里原先有个关帝爷，脸色枣一样红，后来搬掉了，胎泥垫建了院子，那一对眼珠子，原来是两个上了釉的瓷球，就放大门口的照壁顶上，夜里还在幽幽地放光。两边的廊房，就是教室。上课的是高年级学生。台阶很高，我可以双脚从上边跳下来，但却跃不上去。每次要绕到山墙角儿，却轻轻松松地从那一边石头铺成的漫道上单脚蹦上去。那山墙角地是一棵裂了身子的老苦楝树。树顶上有个老鸦巢，筛筐般大，巢下横枝上吊着一口钟，钟敲起来，那一家老鸦却并不动静，这奇怪使我不解了好几年呢。

五岁那年，娘牵着我去报名，学校里不收，我就抱住报名室的桌子腿哭，老师都围着我笑；最后就收下了，但不是正式学生，是一年级"见习生"。娘当时要我给老师磕头，我跪下就磕了，头还在地上有了响声。那个女老师倒把我抱起来，我以为她要揪我的耳朵了，那胖胖的，有着肉窝儿的手，一捏，却将我的鼻涕捏去了。"学生了，还流鼻涕！"大家都笑了，我觉得很丢人，从此就再不敢把鼻涕流下来。因为没有手巾，口袋里常装着杨树叶子，每次进校前就揩得干干净净了。

因为学校教室少，因为我们是一年级学生，那寺庙的大院里没有我们的座位，只好就在院外的一家姓刘的祠堂里上课。祠堂里抹着一块黑板，用土坯垒起一些柱墩儿，村子里就将夏天河面上的木板桥拆了架，在上边作了课桌。凳子是自带的。我们那时没分家，堂兄堂姐多，凳子有限，我常常抢不到凳子，加上我个子矮，坐在小凳子上又趴不到桌面上，就一直站着听课。实在腿困了，就将家里的劈柴拿来一根，在前后的柱墩上掏出窝儿架好，骑在上边。这种凳子虽然不舒服，但坐上去却从来不打瞌睡。只是课余时间，同学们都拿着凳子在祠堂后的一个土坡上反放着，由上往下开汽车，我只好蹴下往下滑，常常把握不好，就一个跟头滚下去，弄得一脸的泥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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