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次反“围剿”,广昌保卫战的失利,使红军的军事顾问李德的“短促突击”“堡垒对堡垒”的战术宣告破产。红19军团和守备14师,从1934年4月10日到28日,在广昌与蒋介石的11个师,激战18天,以损失5500多人的代价,以广昌失守而告终,全体将士含泪带恨撤离广昌。
广昌是第五次反“围剿”中的军事要冲,中央苏区主要的门户之一,地处几条要道的汇合点,南通宁都、石城,是守卫苏区的要冲。广昌失守使一向沉稳自居的军事顾问李德也坐不住了。他背着手一遍遍走在稻田阡陌的田埂上,不时地望一眼建筑在稻田旁那幢孤零的房子,那是红军总部特意为他修建的,中国人也许为了他工作方便,也许是为了他生活得更舒适些。记得他刚到苏区时,他住在这幢房子里是那么的志得意满。这位倔强而又孤傲的日耳曼人,当接受了共产国际的派遣,只身一人,通过种种险阻,几经辗转,踏上苏区这片土地时,他那蓬勃的梦想便在苏区这片土地上发芽了。他要把在德国没有实现的梦想,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实现,他觉得时机已经成熟,于是在第五次反“围剿”中,他不顾毛泽东主张游击战术的建议,一意孤行,推行他的堡垒战术。在保卫巴伐利亚共和国时,那一年他才19岁,惨烈的巷战,使19岁的他变得更加自信和泰然了,他不相信血与火的经验在中国会行不通。
第五次反“围剿”几个月下来,使他吃到的不仅是苦果,还有比苦果难以下咽的是莫名其妙的心情,这种心情使他烦躁不安,他时常想发火骂人,可又冲谁发火呢?最高“三人团”中,博古在他面前总是谦逊小心的,对他的战术思想从来都是推崇备至,从没提出过任何异议。周恩来虽对他的战术打法提出过不同的见解,可他们最高“三人团”决定的事,周恩来又总是勤勤恳恳地去执行。对中国这样的合作者他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呢?难道去指责那些红军战士?他走过许多国家,参加过无数次战役,他还从来没有见到过这么英勇的战士。在前线他曾亲眼见过,手执梭标、大刀的红军战士,呐喊着冲向敌人,他从没怀疑过红军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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