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居笔记》一书的写作，始于一九九二年，成于一九九四年，历时两年有余。为了写作此书，我辞去了学院的行政职务，不再上班，因此这两年多的时间十分纯粹，几乎是全身心地投入。投入那么多时间纔写出十一篇文章，效率未免太低，但我的写作是与考察联在一起的，很多写到的地方不得不一去再去，快不起来。记得有一次为了核对海南岛某古迹一副对联上的两个字，几度函询都得不到准确回答，只得再去了一次。这种做法如果以经济得失来核算简直荒诞不经，但文章的事情另有得失，即所谓“得失寸心知”。

在总体计划上，这本书是我以直接感悟方式探访中华文明的第二阶段记述。第一阶段的记述是《文化苦旅》，那本书中的我，背负着生命的困惑，去寻找一个个文化遗迹和文化现场，然后把自己的惊讶和感动告诉读者。但是等到走完写完，发觉还有不少超越具体遗迹的整体性难题需要继续探访，例如——

对于政治功业和文化情结的互相觊觎和生死与共；

对于文化灵魂的流放、毁灭和复苏；

对于商业文明与中华文化的狭路相逢和擦肩而过；

对于千年科举留给社会历史的功绩和留给群体人格的祸害；

对于稀有人格在中华文化中断绝的必然和祭奠的必要；

对于君子和小人这条重要界线的无处不在和难于划分；

……

这些问题如此之大，当然不可能轻易找到答案，我能做的，只是招呼读者用当代生命去感触和体验。这便构成了《山居笔记》的基本内容。

稍稍年长的读者应该记得，这些问题在十年前公开谈论并不方便。当时，哪怕是给清朝统治者以更多的正面评价，把民间金融业全面破碎的主要原因归之于太平天国运动，或者在不设定“唯心主义”的批判前提下充分肯定朱熹，在维系社会管理和文明传承的意义上称赞科举制度，都会引起不少左派批判家的警惕，更不要说打破时限大谈“流放”、“小人”、“围啄”这些很容易让人产生现代联想的命题了。为此，我要再一次感谢当时敢于发表这些文章的《收获》杂志。至于我本人的勇气，则来自十年浩劫间对民族苦难的切身感受和反复思考。这种思考，开始于浩劫初期可怜父辈的牢狱骨灰，延续于浩劫中期军垦农场的漫漫苦役，深化于浩劫后期故乡山屋的寂寞岁月，又回味于浩劫过后某些黑影的翻云覆雨。幸好一九七八年严冬在北京召开的一次会议改变了中国，我也随之获得了生存的尊严。既然一切都来自于苦难，我问自己手中的笔：你还有什么好害怕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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