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初的一天、霜降接到一个电话，是个男人的声音，说有人托他带信给她，让她到营门口接应。霜降一路骑车出去，心里巴望别再是那个小赵。小赵自那次在朝鲜面馆遇到她和大江，几番托他在警卫团的熟人带信给霜降，让她在大江面前“美言”他几句，看在他“鞍前马后”保卫过程司令两年的情分上，帮他弄个北京市民户口。信的口气有一点醋意和讥讽：跟你霜降重叙旧情，我是没那分痴心妄想了；既然你霜降已攀上了高枝，啄剩下的果子，也空投给咱救救饥。霜降回信给他，说这事她半点忙也帮不上，她与大江仅是主仆关系，连朋友都算不上，千载难逢地出去一趟，既是偶然也是正常。

而营门口站着的却是风尘仆仆的黑瘦小兵，见了她就说自己从云南来。

云南？大江实习的部队就在云南。霜降脑子电一样快地闪一下。

“我送我们副参谋长回来的……”说南方话的小兵说。

“副参谋长？……”霜降想他大约找错了人。

“程大江。”他从军用挎包里掏出一封信，封面上写着“烦交霜降”。她从没见过大江的字迹，头次见连自己的名字都觉得异样了。为什么是我？怎么会是我？……

“他怎么了？”他人呢？他怎么会被人送回来？……

“程副参谋长受伤了——演习的时候出了事故，他的腿炸坏了！派我们几个送他到军总医院的。”小兵说。

那是兆兆工作的医院——霜降脑子里又过一次电讯。

“他伤重不重？”

“重是重，不过没危险。上飞机之前做过一次手术了，今天是第二次手术。”小兵说得很急，离去得也很急。

大江的信不长，只告诉霜降他可能会残废，想尽快见她。还说到兆兆在闻知他受伤的消息后正要动身去日本，去参加一个医科大学的合作项目，他劝她不要等他。他被送到军总医院时，兆兆已走了。信最后叫霜降千万对他家里封锁消息，他怕父亲吃不消这个消息，也怕一家人到医院去吆五喝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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