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知道谢晋的名字，已是陷入劳改农场的60年代“大饥荒”时期了。那时，看电影是“受教育”，是改造的补充手段。电影队来了，饥饿的犯人们都被赶出号子，分组排队到打谷场上。稍有力气的还搬块土疙瘩当凳子，疲惫不堪的就席地而坐，病号则干脆睡在地上蜷成一团，挂在土墙上的白布像船帆一样晃荡，电影的画面真可谓“地动山摇”，但我却被一部叫《红色娘子军》的电影所感动。支离破碎的影片怎能让饿着肚子的人暂时不饿？就因为斑驳杂色之中有一股“气”，有一种“神”，如同一幅成为古董的国画或拓片，时光不能磨灭其间的神韵，这正印证了中国传统的美学原理。从此，谢晋这名字就印在我脑海里。

20年后，1981年，谢晋突然与我联系，要将我的小说《灵与肉》请李准老师改编，拍成叫《牧马人》的电影。虽然平反后的两年间我已获过文学奖，见了一点世面，认识了一些文坛宗师，但谢晋来找我，对我来说还是另有一番意义，“久仰”二字决非空泛之词。见了面，他对小说原著者的尊重，使我坚定了我走文学这条并不容易走的崎岖小道的自信。今天，也许我在中国文坛算得上一个站得住的人物，但17年前，刚刚走出劳改队，精神和神经仍是“弱不禁风”。电影的“受众”比起小说来更为广泛，观众数以亿计，《牧马人》获得成功，我的知名度大增，这才鼓起了我后来一次次“闯禁区”的勇气。在当代中国社会，享有一定的知名度往往能享受到一定的精神自由，而精神自由是文学创作最不可少的条件。所以，我可以这样说，谢晋在促使我的精神解放上起了不小的作用。这也是直到今天我对他仍怀着感激之情的一个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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