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睡前，我想起母亲，她老远老远地正在为我操着心。想起小时候为了手指上的一根小刺，我怎样向她哭喊。今天，我就是戴上荆冠也不会忍心让她听见我的呻吟。

——陈冲《九十年代散文选》

母亲如今还常是隐隐内疚：让八岁的陈冲照管她们兄妹的生活。自然是不得已的，但凡有一点办法，当妈妈的也不忍心撇下十岁的陈川和仅仅八岁的陈冲。

先是保姆被辞退。在那个到处“无产阶级”的环境中，雇保姆几乎是桩罪过。自外公去世，陈冲的家长但求最不引人注目地生活下去。

紧接着，外婆史伊凡随她单位的“五七”干校离开了上海。一去几百里。

然后轮上了在医学院执教的陈星荣夫妇。这是没有商量余地的，毫无选择的。

母亲把孩子们叫到面前，留下生活费和许许多多叮嘱——煤气要这样开，电插头是那样的用法，米饭该煮多久，面条什么样叫熟了。教诲、示范，眼里仍是浓重的焦灼与不忍。

八岁的陈冲懂得妈妈的眼神，她把握十足地说：“我会的！我知道怎么烧饭。你们放心走好了！”

父母是在暴烈的太阳中被大卡车载走的。一卡车的人在锣鼓声中大声唱歌。唱得很齐，听上去快乐、劲头十足，像是一车成年人要去过少先队的夏令营。而每人的眼神却告诉了他们真实心情。没一个父亲或母亲不焦虑，不心碎——就这样撇下了还未成年的孩子。而谁家的孩子，都不像陈冲兄妹这样年幼。

陈冲开始管理柴米油盐了。几天后，哥哥陈川便开始嚷：“我不要天天吃冰棍，我要吃饭！”

妹妹感到奇怪：这么热的天，还有比冰棍更好吃的饭？她不理睬哥哥的抗议、埋怨，每天照样用一只广口保温瓶从街口拎回满满一瓶冰棍。一个月的柴米油盐钱开销在冰棍上，半个月便完了。八岁的小管家意识到长此以往是不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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