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先生已不再教学。生员们互相串通纷纷离开白鹿书院，到城里甚至到外省投考各种名堂的新式学校去了；朱先生镇静地接受那些生员礼仪性的告别，无一例外地送他们到白鹿书院的门口，看着他们背着行李卷儿走下原坡：后来朱先生就催促他们快些离开，及至最后剩下寥寥无儿的几个中坚分子时，他索性关闭了书院。彭县长亲自招他出马，出任县立单级师范校长。干了不到半年他就向彭县长提出辞呈。彭县长大惑不解：“我听说你干得很好嘛！他们都很敬重你呀！怎么……”朱先生笑笑说：“我是谁聘的校长哇？！”彭县长连连摇头否认：“那是先生多心了。”随之就询问起辞职的真实原因，是经费不足还是有谁闹事？如果有捣蛋的害群之马，把他干脆解聘了让他另择高枝儿就是了，何必自己伤情动气辞职？朱先生朗然笑着否认了县长的猜疑，自嘲地说：“原因在我不在他人。我自知不过是一只陶钵——”彭县长一时解不开。朱先生解释说：“陶钵嘛只能鉴古，于今人已毫无用处。”彭县长诚恳地纠正说：“先生大自谦了。这样吧，你干脆到县府来任职。”朱先生摇摇头说：“我想做一件适宜我做的事，恳请县长批准。”彭县长畅快他说：“只要先生悦意做的事尽可以去做，如需卑职帮忙尽管说出来。”朱先生就说出经过深思熟虑的打算：“我想重修本县县志。”

朱先生重新回到白鹿书院，组织起来一个九人县志编撰小组，自任总撰。另八位编撰人员全是他斟酌再三筛选的才富八斗的饱学之士，有他旧时的同窗也有他后来的得意门生，他们全是关学派至死不渝的信奉者追求者，是分布在县内各乡灿若晨星却又自甘寂寞的名士贤达，仁人君子；他们在自己的家乡躬耕垄亩以食以帛，农闲时诵读批点自尝其味；他们品行端正与世无争童史无欺，为邻里乡党排忧解难调解争执化干戈为玉帛，都是所在那一方乡村的人之楷模。朱先生一个一个徒步登门拜望，恳请出庐。他们对于编、县志的事十分合意，却几乎一律都要谦让自己才疏学浅，不堪如此重任，既然朱先生偏爱器重，当然是难得的学习机会，锻炼机会，也是为本县贡献微薄心力的机会。他们和朱先生聚集在自鹿书院，开始了卷帙浩繁的庞大工程。他们披阅历代旧志，质疑问难，订正谬误，删繁补缺，踏访民间，工作细密而又严谨。黄昏时分，他们漫步于原坡河川，赏春景咏冬雪；或纳凉于庭院浓荫之下，谈经论道，相得益彰。他门感激朱先生把自己从日趋混饨纷攘的世事里拉出来，得到了一个最适宜生存的环境和最可意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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