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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庆在北京时，与我谈过一个创作上的问题，他认为，很多作家，尤其是社会主义作家，喜欢把他们创作的主题依附在某些母题上，比如命运啊痛苦啊之类，这些问题很容易被任何人提出，但却无法被任何人解决，因此，作家做的工作只是在不断地重复地阐述这些母题，也就是说，没有人会讲“为什么要有命运存在，为什么要有痛苦存在，它们的存在有何意义，它们的存在是可知的，还是不可知的”这一类事，作家只是对于题目做出阐述，只是告诉你——“世上有命运有痛苦这回事，以我的经验看，它是这么表现的——”

这是可笑的，小说就是这么一种可笑东西，它是一种胡言乱语，只有在作者与读者都自信自己知道些什么的时候它才得以存在。

但作家们的工作有一些令我十分不满，原因之一，那就是琐碎异常——说一千道一万，只是为了一句话，比如，人的命运是荒诞的，痛苦的之类。本来一件简单的事情，作家们做起来却很麻烦，有时候我甚至觉得这样对读者不公平，有点像欺负人的过程，你遇到一个小孩，想告诉他被人打很疼，很不好受，你告诉他、或者打他一下就够了，但不行，你要先打出一记耳光，然后再踢上一脚，然后脑后一拳把小孩放倒，骑上去，再揪住他的头发，把他的脑袋往石头上撞，然后你起身，找到一支棍子，猛击向小孩的腹部，然后你再度离去，回来时手上出现一把砍刀——最后，你对小孩说，现在你知道了，被人打很疼，很不好受，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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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有个桂冠诗人叫普鲁斯特的，一生平淡，事业基本平坦，爱情顺利，写出大量不疼不痒的长短诗，他死前就想好自己的墓志铭，死后墓碑上便出现了这样一句话，用来说明他的一生与世界的关系，叫做：“我与这个世界有过情人间的争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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